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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事件报道,举烛火烧天,让墙内看到墙外,让墙外知道墙内。选取原则;
1.报纯事件.2.墙内抗争及抗争者没人报的或其他媒体刻意忽视矮化的.
3.墙内新闻从来不关注的但属于世界通用应知的. 4.墙内大把可见的不报.制造的新闻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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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在个怎样混蛋的时代 究竟几个自信才敢听真话?】


#李文亮 逝世引发的言论自由余波尚在?新华社『半月谈』发评论“让人说真话,天塌不下来”,在微信群流传,跟帖众多,不过几小时,就被封杀了。

这家顶级官媒,号称党的喉舌,鼓励“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比较稀罕。文章说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张笑春2月3日,在微信朋友圈公开质疑用核酸检测确诊武肺的可靠性,建议用CT影像作为诊断主要依据。

文章称,“我们要为这位女医生点一万个赞,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

“只有讲真话、听实情、办实事,疫情防控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就一定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武汉疫情拖成一场世界性灾难,确实跟言论不自由有重大关系,层层领导唯上,不敢说真话,最高的领导人自己承认1月7日部署对抗疫情,但又耽误两个星期后才作了一句批示。

这次都删到党媒头上了,可见中国人多么需要言论自由。

有人评论:“新华社说了一句真话,天塌下来了”。

北京学者荣剑写道:“新华社和光明日报今天不约而同地刊发了鼓励讲真话的文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华社的文章已经被删,光明日报的文章能存多久尚未可知。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是在中宣部领导下的官方媒体,掌握主旋律和政治正确,它们的真话都说不出来,那就更别提草民说真话。究竟是哪个部门害怕讲真话或不让人讲真话?”

这里提到的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题为“越是任务压顶,越是要讲真话听真话”,评论针对的也是武汉疫情,有这样一段文字:“当然,说真话不用拼死,拼死说真话是不正常的现象。但在通常情况下,下面讲实情说真话,上面难免不舒服,即兴反应一是给我抹黑,二是畏难叫苦,三是不敢担当,四是瓦解斗志。于是,大敌当前,魄力倍增,以‘挥泪斩马谡’之名,让说真话的人成了喂老虎的花刺子模信使,如此结果,谁还敢说真话?”

#制度之恶才是万恶之源
🔥💠🔥【一场武肺又让多少文字沦为了敏感词】



由于官方瞒报信息、物资分配不公、危机处理效率低下,引起人们普遍不满。为了“控制和引导舆情”,官方审查机制开始疯狂运转。

起初,网友发现“武汉”和“湖北”两词在微博上被限流,即如果你微博含有这两个词其中之一,那么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到这条微博。

被限流可能是由于许多未被收治的患者微博公开求助,和官方“应收尽收”口径不符,又或是出了批评政府的声音。

网友立刻用“wh”和“hb”代替了这两个词。

随着公众对红十字会(红会)物资分发公平性的质疑愈演愈烈(根据规定,所有民间捐赠必须通过红十字会,但后者一直不被民间信任),红会也被限流,网友用“red ten”代替。

定向捐往医院的物资被红会拦截,大家以“物资被红了”或“归红”表述。

被训诫的 #李文亮 医生去世后,网友微博发布训诫书内容“你能做到吗?能。你听明白了吗?明白。随后被删除,网友随即改成了更有反抗意味的“不能不明白”,一度刷屏。

也有些目前还不敏感的新词,如,“F4”,(风靡台湾的男子组合),此次疫情中,代指湖北省长,省委书记,武汉市长和市委书记四人。

那些不能说出口的词

日益严酷的网络审查让拼音简写大行其道。

常见如:“zf”,代“政府”;“jc”,代“警察”;“国宝”或熊猫头像代“国保”(大陆一维稳警种);用《1984》中的“真理部”代替中宣部;用“梯子”(与“翻墙”有关)或“越南粉”(Vietnamese pho noodles,首字母缩写)代浏览外网的虚拟专用网络VPN。

再如,“六四事件”的替代词有,“5月35日”,“4月65日”,“民国87年”,“8的平方”等。

笑不出的笑话两则

知乎(相当于Quora)上有个问“如何彻底清洗细颈瓶”被莫名删除,原因是细颈瓶和习近平的发音相近。

还有一位家长微博上抱怨自己孩子“学习不好”,也立刻被删。是啊,人人都在“学习强国”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学习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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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肺人祸”迫使社会觉醒 普通人开始反思和行动起来!】


2月9日半夜12点多,48岁的深圳市民苏平被一阵敲门声惊起,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有人举报他发表了“不当言论”。

苏平随即被带到派出所,在警方要求下写了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表不当言论,不再做引起社会恐慌的事情”。

💢请愿者再遭“训诫”

警方指的“不当言论”是他2月7日悼念 #李文亮 呼吁 #中共国 政府兑现宪法“言论自由”公开信上签名。

“吹哨人”之死引发了民众的罕见愤怒,包括一些“体制内”的人。

微信疯传自称为《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弘冰社长的悼文说:“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彻东方。”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说,虽然民众感到愤怒,其实,能发声和站出来的还是少数。以自己同事和朋友为例, “大多数人多少是明白的,但从你明白到能够发出声音到行动,还是比较少。多数人还是恐惧,不太敢说。”

💢小心翼翼的良知和勇敢

参与签署公开信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说,他们只是本着公民良知,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而当局正在迅速扼杀这点批评声。

苏平说,为这样“高层次”的事情站出来,对他来说是第一次,虽然他平时也会因为社区的公益发声。他直言自己签名后有一点害怕,因为这有可能会打破“岁月静好”。他生活不错,与朋友一起拥有两家金融公司。

但他说:“总归是要有人站出来吧。要不然我们这个现象就会永远不会改变了。再有,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整个(局势)就越来越差了。”

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用“小心翼翼的勇敢和良知”来形容李医生。她在《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文章中说,这次的全民悲愤大概是因为在李文亮身上,大家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和普通人的命运。

她写道:“我们平时畏惧强权,担心说真话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单位处分、同事排斥与警察上门。为了不影响个人前途与家庭安宁,我们谨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断退却,直到退无可退。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能保留一点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以便在危机时刻,利用仅存的良知与勇敢,来守护家人与亲友。”

🔥💠普通人觉醒是独裁者最大的噩梦!社会点滴进步需要更多人不装睡,至少不为虎作伥!否则,觉醒者付出的牺牲会更巨大,社会变革的到来会更遥遥无期。拜托:不助纣为虐是底线!
🔥🎧💢【德媒:中共党内无男儿 精英普遍堕落 习重掌权柄】


德国之声说,尽管武肺是习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仍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

据德国之声的匿名时事评论员指,习近平重掌主导权。

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武肺大爆发后,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它会引发统治集团内部怎样的权力斗争,但权斗一定是存在的。

最早撕开高层权斗的是武汉市长 #周先旺 。他1月27日接受访时不知无意说出还是已抱牺牲决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开疫情";在 #李文亮 死后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个人独裁强烈不满时,以 #许志永#许章润 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习在疫情防控前中期,处境的确很被动,社会矛头都对准他,其形象和个人权威已严重受损,官员随时准备反水。他为自救,不得不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度过此最艰难时刻后,习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

一是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换上了习氏政法人马。

二是习通过密集的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其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

三是官方舆论对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大肆宣扬,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习氏的,应勇在履新湖北的会议上,甚至用了"教诲"一词来表达他对习的尊敬。

四是全国两会推迟召开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延迟当然影响不好,但在疫情蔓延时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一如当年毛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七千人大会上被迫检讨。

五是疫情电话外交,各国首脑纷同习通话,表明习地位稳固。2月以来,按照国家外交礼仪对等原则,应该是总理对总理,可这次基本由习包揽通话,说明习主导了电话外交。

当然,习在此番权力斗争中能够重掌主导,也跟他直接掌握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有关。在中国,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和权力稳固的真正基石。

完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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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隐瞒疫情祸害世界铁证浮现 财新网:官方下令销毁病例样本!】


武肺爆发初期,疫情遭官方隐瞒。#中共国 媒体26日又揭露,其实早在去年12月底前,已有至少9例不明肺炎武汉病例样本完成基因组测序,显示为“类SARS冠状病毒”,陆续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衞健委)和疾控系统,结果湖北省衞健委及国家衞健委竟分别在1月1日和1月3日要求销毁已有样本,还下令不得擅自对外透露讯息,从而错失防疫先机。

《财新网》在一篇题为《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的独家报道中,引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赵苏 披露,该医院去年12月24日将首例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肺炎患者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基因检测,3天后,即12月27日,检测机构电话通知检测结果“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当天就有研究者从一名早期病例样本获得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与医院及疾控部门沟通,但未得到回应。

财新网记者证实,12月31日之前,至少9例不明肺炎武汉病例样本完成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衞健委和疾控系统”。

然而当 #李文亮 等医生12月30日在微信群发布类似消息后,他们被官方“辟谣”,并遭警方训诫。不仅如此,报道引述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 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告知: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报道又指,国家衞健委办公厅1月3日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该通知下发后,有病毒学家透露,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报道说,从12月30日中科院病毒所拿到病毒样本并入库,到进行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直到1月11日对外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距离12月27日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15天。而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那时候公众对这种病毒还浑然不知。

#制度之恶才是万恶之源

财新网原文链接
财经网原文存档
🔥🔥🔥【学者郭泉因武肺疫情言论被控“煽颠罪”】


华盛顿 —
2月26日,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人权捍卫者 #郭泉 因揭露武肺病毒内幕、以及持续为疫区人民发声遭刑事拘留,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批捕,羁押南京第二看守所。

郭泉,1968年5月生,南京人。2007年他公开要求中国宪政改革,主张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创建“ #中国新民党 ”并任代主席,同年底被南京师范大学撤销副教授职务。2008年他因撰文批评当局处理四川地震方式被拘押。2009年10月,他被江苏省宿迁中院以“ #颠覆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18年底刑满释放。2020年1月31日,他因关注武汉疫情再次被刑拘至今。

#郑存柱 是郭泉的好友,星期四他在洛杉矶证实了有关情况:“我昨天晚上和郭泉的太太通了电话,郭泉的妈妈已收到其子被捕通知,说是以‘颠覆国家政权’名义逮捕郭泉。当局接着可能是罗列罪名,把他重判。”

维权网援引郭泉母亲 #顾潇 的话说,这次被控“煽颠罪”,与其网上发表500篇文章有关。当局认为,郭泉这些文章半数有关疫情的内容是“煽动民众”。

郑存柱说:“郭泉被捕前每日都会写一篇文章,基本上我每天都能收到。其中有一篇就认为,武汉这种病毒是怎么产生的,当然这是一种质疑。郭泉说,他要写一篇小说,然后还写了故事情节,当然是说这个病毒是人为的原因,可能是从某个研究所泄露出来的。”

郑存柱表示,郭泉上述说法属于言论自由,特别是在 #李文亮 医生的遭遇公开后,有关武肺疫情的分析不应该受到非难:“我们知道,郭泉除了主张将来实行民主政治以外,对言论自由,他不但主张,还用自己的行为,每日一篇地宣传普世价值。当局采取的禁言噤声方式,是在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打压。”

顾潇表示,目前不打算给儿子聘请律师,因为在当前社会制度下,再好的律师也无法发挥作用。郭泉的口才好,可以自我辩护。

郑存柱则表示,希望郭泉能够聘请律师,寻求司法援助,不过,鉴于 #中共国 境内目前疫情依然严重,很多律师楼都还没有正常运作,聘请司法援助的努力尚无明显进展。
#纪年2020 #抗争 #抗争者
🔥【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翟鹏霄的长文“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该文在本周三被封杀,今天又重现。

长文以《第一财经》整理的疫情发展时间线梳理出一个事实:一月上旬,武汉疫情被“雪藏”的时间段与湖北和武汉召开两会时间相重叠。

文章引《财新》实地采访展示,武汉当地的一些事实与官方通报不相符:比如从1月3日到15日这13天,光是确诊的医务人员就有5名。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医生则在1月12日出现症状住院。武汉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告说, “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这位医生说,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的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门诊一天就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在这样明显人传人的现象面前,为什么有关部门和专家却一直对外宣称“没有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为什么在15天的时间里,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为零?该文指出,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

该文还透露:第一份提出“人传人”的报告,既不来自武汉,也不来自国家卫健委,而是来自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袁国勇 。他带领团队1月15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一家6人感染病例,其中5人近期到过武汉,将病毒传给另一人。这个 “人传人”的例子被袁国勇用书面形式,发送给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 #高福 和广东省CDC,提示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风险。3天后,#钟南山 1月18日到访武汉,袁国勇一同到达。1月19日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对外发出“人传人”警告。

该文作者 #翟鹏霄 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来自武汉之外的报告,钟南山是否会在18日来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公众宣布。

#李文亮 医生是8位“造谣者”之一。在生命最后几周里,一步步地提示着我们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节点:12月30日,武汉错过了他的“哨音”。1月12日,当他入ICU,正调研的专家“错过”了他。那时没人知道一位医生正躺在ICU病床上,心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呢?!”

武汉医生接诊越来越多类似病人,看到武肺病毒感染和明显的人传人,却不敢公开发声,因为“怕被警方传唤。”

长文本周三被删后,今天在微信花儿财经上可以看到。
#武肺人祸
🔥🎧💠【先别忙着吹牛 北京的疫情危机不过刚刚开始】

  
  无论是发生了自然灾害还是在自己制造了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是马上庆祝自己如何处理了危机。这次的武肺暴发也不例外,即使它现在已成为一场全球的健康危机。

武肺是去年12月底发现的,#中共国 政府最初对这个致命病毒做出的反应往好了说是迟缓,往坏了说是故意失职,然而,中共却在迅速地大力表扬政府,尤其是习近平。

  就在宣传人员为赞美习近平的危机管理能力准备出书之际,两位批评中共党国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文章,分析了疫情暴露出的真正问题。

  中共主要理论刊物《求是》最近发表了一篇庆功文,称“大国领袖”以处变不惊的信心处理了这场灾难,证明了自己不仅是“14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也是因疫情而神经受到刺激的世界的“定心丸”。

  从这种夸张的说法来看,中共或总书记本人的神经似乎已受到了严重的刺激。这不难理解。自从十多年前刘晓波等人呼吁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发表以来,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面临过来自政治批评人士如此尖锐的挑战。

  2月初,就在中共宣传部门准备为赞美习近平的危机管理能力出版《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一书时(这本书还将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版),两位批评中国党国的知名人士发表了犀利的文章,分析了疫情暴露出的真正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 #许章润 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武肺疫情)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自2016年初以来,许章润一直在发表演讲和文章警告人们,中国不进行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而是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是要招来危机的。他的文章通常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直到被审查。不过,由于文章在国际中文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它们以数字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得以重新流传,并在微信的讨论中经常被引用。

  2018年7月,许章润在网上发表了可以说是他批判习近平政府最著名的文章,他写道:“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他谴责了像几十年前神话毛泽东那样,试图神话习近平的做法:“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

  如今,随着武肺疫情的暴发,这个国家再遭戕害。许章润在上个月的文章中这样写习近平:“惟一人马首是瞻,遂举国遭罪。”

  在许章润眼里,当前的危机只是一系列政策失误(包括北京对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 #香港民主示威活动 的处理)的最新表现,凸显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威权体制的弊端:

  💢“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

  💢“政治败坏,政体德性罄尽。保家业、坐江山,构成了这一政体及其层峰思维的核心,”许章润在他以文笔犀利为特点的半文言文章中宣称。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也就是2月4日,网上出现了另一篇讽刺中国党国的有力分析。在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劝退书》中,法律专家和维权活动人士 #许志永 呼吁这位国家主席承担起众多政治失误的责任,让位下台。

  许志永此前曾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入狱近四年。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在流亡中。2月15日,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警方将他抓获拘留,之后一直下落不明。

  许志永的文章抨击了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称那实际上是矛盾的胡言乱语:

  “您要把中国带向何处?您自己知道吗?边喊改革开放,边为马列招魂。”

  许志永还写道:“因不自信,四面鬼影,拼命维稳。”

  “维稳”这个缩略语指的是一个完善的庞大系统,它致力于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这个国内安全机器有高于国防预算的经费,其无处不在的网络包括武警部队、警察、地方官员、居委会、民间的社区告密者、互联网警察和审查员、秘密特工和监查员,以及日常的官僚监查员。这个曾在平息中国西藏地区的暴动迹象,以及2008年四川地震后的公众不满等问题上起过作用的网络,自从去年12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宣布首例武肺以来,就一直在全力运转。

  “为维稳,武汉公安恐吓羞辱披露真相的医生,”许志永在文章中写道;他还指责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辟谣打压言论,隐瞒疫情,终酿举国灾祸。”

  这不是什么小小的不幸。许志永警告说,今天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广泛的监控网络,“以教育培训之名任意羁押”大批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常态。👍“古今中外哪个政权如此治理国家?”

  他指出,更严重的是,这是一种挖自身墙角的体制:“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中国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体制真的稳定了吗?”

  许章润也指出了这种体制的内在悖论,尤其是不断扩张的“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所揭示的悖论。他把“微信恐怖主义”称为“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

  那么,这个日益阻碍公民权利、扼杀公民社会的国家,将走向何方呢?

  许章润写道:“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

  许志永写道:“我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这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尚没准备好。”

  但是许志永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及其某些同路人推销的观点:即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而复杂的国家不适于搞民主宪政。许志永写道:“有人说,中国需要强人。蒋经国式的威权,中国需要。”他指的是曾1978年至1988年间担任台湾总统的蒋介石之子,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取消了戒严令,进行了最终走向现代民主制的改革。许志永对习近平写道:“可您无顺应历史潮流之意愿。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历史在倒车。”

  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后不久,在向官员讲解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引用了一首古代的诗词,习近平说,那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苏联的体制,“竟无一人是男儿”。现在,许志永讽刺地对习进平写道:

  “一尊高高在上,万人匍匐在地,专制体制决定了,皇帝身边云集奴才屁精,怎会有堂堂男儿?皇帝新装大游行,国民莫敢妄议。”

  许志永接下来写道,“现在,我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的确。他和许章润在国家危难之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两人很清楚,他们的警告可能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能是自杀。

  许章润在文章的结尾处恳求人们:

 💢 “值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几天后,武汉的一位最早披露问题的眼科医生 #李文亮 因感染病毒去世。举国上下对李文亮之死表达的悲痛之情让中共大吃一惊。

  所以,中共试图在这件事情上重新控制叙事,把李文亮塑造成与病毒进行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名勇士:李文亮和其他在工作中被感染的医疗工作者(已超过3300人)为党、国家和人民(就是这个次序)做出了牺牲而受到赞扬。

  与此同时,在武汉进行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也在消失。到2月中旬时,许章润已在北京被隔离,许志永也已被拘留。

  2月20日,官方通讯社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的评论文章。文章告诫人们:“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网上的公众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爆炸性的;许多人抨击文章虚伪。

  新危机产生新异见,随之而来的是镇压——以及之后的更多异见。

  正如许章润和许志永所指出的,👍正是中国体制的毒瘤使新冠疫情变成了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应有水平的健康危机。而疫情反过来只是暴露了这个党国的病态程度。
🔥🔥🔥【多大: 疫情爆发前封锁肺炎人传人等词泄露高层早就知情】


武汉肺炎肆虐、荼毒全球,至今约95000人感染、84个国家沦陷。根据美国世界报报道引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早在去年底,#中共国 对外宣布疫情爆发前,曾经持续几个星期封锁网路上与武汉肺炎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肺炎”、“人传人”、“病毒”等用词。

美国世界报北京特派记者引述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3日公布的研究指出,早于去年底,中国社交媒体就在网上封锁与病毒相关的关键词,

这些被封锁的关键词,其中包括:新冠肺炎实况、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批评地方官员及与新冠病毒(COVID-19)有关政策的用词。除上述词句,另包括「武汉不明肺炎」、「武汉衞健委」、「预防流行病」等。

这家加拿大实验室表示,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为腾讯旗下的通讯平台 #微信 (WeChat)和 #欢聚时代 公司的影片直播平台「YY」,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间审查中国网友们网上帖子的情况。

该报告还发现,在12月底至2月中,大约500个关键词或句子被YY平台和微信封锁。

世界报还指出,而医师 #李文亮 在社交媒体提到出现疫情后的第二天,亦即12月31日,YY平台就在黑名单加了45个词,包括「武汉不明肺炎」、「武汉海鲜市场」、「沙士变异」、「爆发SARS疫情」、「P4病毒实验室」等、「死亡病例+肺炎+死亡人数」这类综合词也受到封锁。

报道最后还说,去年12月31日,其中的直播平台「YY」开始审查与新冠病毒爆发有关的关键词。

与此同时,微信也广泛进行审查与病毒有关的内容,包括关键讯息和中立讯息,并于今年的2月,更加扩大审查信息帖文的范围。
💠公民实验室英文报告链接 https://citizenlab.ca/2020/03/censored-contagion-how-information-on-the-coronavirus-is-managed-on-chinese-social-media/

#武肺人祸 #铁证如山
🔥🎧💠【从台湾经验照出了中共武肺防疫的哪些失误?】



相较于2003年SARS,今年武肺在诊治上或许更棘手、传染速度也更凶猛,但对同样走过SARS疫情、有类似防疫经验的 #中共国 和台湾而言,这一次,两国的防疫成效却大相径庭。

从数字上看,2003年SARS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后,大陆染武肺确诊人数至今已累计至少8万人、3,158人死亡,武肺疫情严重程度相当于SARS的9-15倍。

反观台湾,SARS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17年后,截至目前,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疫情控制只有当年的七分之一。

地狭人稠的台湾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在台防疫公卫专家、包括副总统 #陈建仁 都说,是从SARS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中国为何重蹈覆彻、又犯了哪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武肺会“人传人”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也已知会WHO,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公开承认?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艾芬 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她自称“发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师 #李文亮 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艾芬自己也受到院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让她“整个人都垮了”,且整整三周内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护衣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院方说谎。

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她,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说出 #真相 。这篇近8,000字的专访数小时后,被中共官方封锁。

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 #涂醒哲 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 #蔡英文 、行政院长 #苏贞昌 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其实,不是在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 #陈时中 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料敌从轻

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3月11日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记者会谈到,

:“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觉得,只要戴口罩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规格恐怕不够。认知上面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 #吴魁明 说,中国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 #钟南山 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也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说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武肺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 #蒋彦永 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不是他们比SARS年代的专家们的认知、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他说,

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吴律师说。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也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 #李明亮 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SARS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说到哪,坏到哪说到哪”,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也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

当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

李明亮说,当年SARS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噗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

台湾这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他说。

李明亮表示,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不过,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也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避免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也会乱了套,他说。

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深植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裕泰 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 #中共国 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 #陈峻涵 说。

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也普遍难以伸张,但陈峻涵说,从中国副总理 #孙春兰 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但本质还是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共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