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说 #钟南山。不仅说现在的钟南山，还说Sars时期的钟南山，赞誉有加。我很难过。我第三次大声说、我要一直大声呼叫：不要忘记 #蒋彦永 ！#蒋彦永 ！#蒋彦永 ！他才是萨斯时期的最大功臣，最硬骨头。没有他，萨斯不会那么快结束，死的人数会更多。他明确地挑战权力对民众的欺瞒；他明知后果却义无反顾！
https://twitter.com/juanli324/status/1223380018228649984?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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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隽
大家都在说钟南山。不仅说现在的钟南山，还说Sars时期的钟南山，赞誉有加。我很难过。我第三次大声说、我要一直大声呼叫：不要忘记蒋彦永！蒋彦永！蒋彦永！他才是萨斯时期的最大功臣，最硬骨头。没有他，萨斯不会那么快结束，死的人数会更多。他明确地挑战权力对民众的欺瞒；他明知后果却义无反顾！
🔥【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翟鹏霄的长文“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该文在本周三被封杀，今天又重现。
长文以《第一财经》整理的疫情发展时间线梳理出一个事实：一月上旬，武汉疫情被“雪藏”的时间段与湖北和武汉召开两会时间相重叠。
文章引《财新》实地采访展示，武汉当地的一些事实与官方通报不相符：比如从1月3日到15日这13天，光是确诊的医务人员就有5名。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医生则在1月12日出现症状住院。武汉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告说， “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这位医生说，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的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门诊一天就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在这样明显人传人的现象面前，为什么有关部门和专家却一直对外宣称“没有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为什么在15天的时间里，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为零？该文指出，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
该文还透露：第一份提出“人传人”的报告，既不来自武汉，也不来自国家卫健委，而是来自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袁国勇 。他带领团队1月15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一家6人感染病例，其中5人近期到过武汉，将病毒传给另一人。这个 “人传人”的例子被袁国勇用书面形式，发送给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 #高福 和广东省CDC，提示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风险。3天后，#钟南山 1月18日到访武汉，袁国勇一同到达。1月19日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对外发出“人传人”警告。
该文作者 #翟鹏霄 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来自武汉之外的报告，钟南山是否会在18日来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公众宣布。
#李文亮 医生是8位“造谣者”之一。在生命最后几周里，一步步地提示着我们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节点：12月30日，武汉错过了他的“哨音”。1月12日，当他入ICU，正调研的专家“错过”了他。那时没人知道一位医生正躺在ICU病床上，心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呢？！”
武汉医生接诊越来越多类似病人，看到武肺病毒感染和明显的人传人，却不敢公开发声，因为“怕被警方传唤。”
长文本周三被删后，今天在微信花儿财经上可以看到。
#武肺人祸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翟鹏霄的长文“到底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该文在本周三被封杀，今天又重现。
长文以《第一财经》整理的疫情发展时间线梳理出一个事实：一月上旬，武汉疫情被“雪藏”的时间段与湖北和武汉召开两会时间相重叠。
文章引《财新》实地采访展示，武汉当地的一些事实与官方通报不相符：比如从1月3日到15日这13天，光是确诊的医务人员就有5名。最早一例是1月7日。李文亮医生则在1月12日出现症状住院。武汉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告说， “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这位医生说，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的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门诊一天就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在这样明显人传人的现象面前，为什么有关部门和专家却一直对外宣称“没有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为什么在15天的时间里，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为零？该文指出，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
该文还透露：第一份提出“人传人”的报告，既不来自武汉，也不来自国家卫健委，而是来自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袁国勇 。他带领团队1月15日在港大深圳医院确诊一家6人感染病例，其中5人近期到过武汉，将病毒传给另一人。这个 “人传人”的例子被袁国勇用书面形式，发送给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 #高福 和广东省CDC，提示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风险。3天后，#钟南山 1月18日到访武汉，袁国勇一同到达。1月19日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对外发出“人传人”警告。
该文作者 #翟鹏霄 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份来自武汉之外的报告，钟南山是否会在18日来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公众宣布。
#李文亮 医生是8位“造谣者”之一。在生命最后几周里，一步步地提示着我们错过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节点：12月30日，武汉错过了他的“哨音”。1月12日，当他入ICU，正调研的专家“错过”了他。那时没人知道一位医生正躺在ICU病床上，心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呢？！”
武汉医生接诊越来越多类似病人，看到武肺病毒感染和明显的人传人，却不敢公开发声，因为“怕被警方传唤。”
长文本周三被删后，今天在微信花儿财经上可以看到。
#武肺人祸
🔥🎧💠【从台湾经验照出了中共武肺防疫的哪些失误？】
相较于2003年SARS，今年武肺在诊治上或许更棘手、传染速度也更凶猛，但对同样走过SARS疫情、有类似防疫经验的 #中共国 和台湾而言，这一次，两国的防疫成效却大相径庭。
从数字上看，2003年SARS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后，大陆染武肺确诊人数至今已累计至少8万人、3,158人死亡，武肺疫情严重程度相当于SARS的9-15倍。
反观台湾，SARS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17年后，截至目前，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疫情控制只有当年的七分之一。
地狭人稠的台湾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在台防疫公卫专家、包括副总统 #陈建仁 都说，是从SARS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中国为何重蹈覆彻、又犯了哪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武肺会“人传人”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也已知会WHO，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公开承认？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艾芬 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她自称“发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师 #李文亮 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艾芬自己也受到院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让她“整个人都垮了”，且整整三周内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护衣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院方说谎。
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她，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说出 #真相 。这篇近8,000字的专访数小时后，被中共官方封锁。
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 #涂醒哲 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 #蔡英文 、行政院长 #苏贞昌 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其实，不是在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 #陈时中 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料敌从轻
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3月11日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记者会谈到，
：“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觉得，只要戴口罩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规格恐怕不够。认知上面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 #吴魁明 说，中国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 #钟南山 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也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说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武肺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 #蒋彦永 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不是他们比SARS年代的专家们的认知、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他说，
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吴律师说。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也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 #李明亮 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SARS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说到哪，坏到哪说到哪”，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也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
当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
李明亮说，当年SARS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噗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
台湾这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他说。
李明亮表示，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不过，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也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避免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也会乱了套，他说。
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深植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裕泰 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 #中共国 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 #陈峻涵 说。
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也普遍难以伸张，但陈峻涵说，从中国副总理 #孙春兰 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但本质还是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共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
相较于2003年SARS，今年武肺在诊治上或许更棘手、传染速度也更凶猛，但对同样走过SARS疫情、有类似防疫经验的 #中共国 和台湾而言，这一次，两国的防疫成效却大相径庭。
从数字上看，2003年SARS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后，大陆染武肺确诊人数至今已累计至少8万人、3,158人死亡，武肺疫情严重程度相当于SARS的9-15倍。
反观台湾，SARS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17年后，截至目前，只有48个确诊病例和1人死亡，疫情控制只有当年的七分之一。
地狭人稠的台湾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在台防疫公卫专家、包括副总统 #陈建仁 都说，是从SARS惨痛的防疫经验中学到的教训。
中国为何重蹈覆彻、又犯了哪些要命的错误，才导致疫情失控呢？
💢错误一：政治挂帅
台湾防疫专家都无法理解，为何武肺会“人传人”这个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也已知会WHO，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才公开承认？
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艾芬 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类似SARS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她自称“发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医师 #李文亮 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艾芬自己也受到院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让她“整个人都垮了”，且整整三周内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护衣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院方说谎。
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她，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说出 #真相 。这篇近8,000字的专访数小时后，被中共官方封锁。
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 #涂醒哲 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而为了配合政治，让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让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
“这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他说。
涂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 #蔡英文 、行政院长 #苏贞昌 也都把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让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居家隔离的实施等，这才让台湾能这么井然有序地打这场战役。
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次防疫要“顺时中”、不能“逆时中”，其实，不是在造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 #陈时中 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
💢错误二：料敌从轻
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3月11日刚处理完两岸二次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记者会谈到，
：“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像是，我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觉得，只要戴口罩就可以，但我们觉得，规格恐怕不够。认知上面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
陈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愿事后生憾。
💢错误三：稳控手段过激
人权律师 #吴魁明 说，中国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 #钟南山 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也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说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
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8位被训诫的吹哨人医生都明白武肺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他们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当年SARS的(军医) #蒋彦永 那样避开国内，把情况(泄漏)给外媒…不是他们比SARS年代的专家们的认知、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他说，
武汉今天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吴律师说。
💢错误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场
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也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SARS疫情总指挥的 #李明亮 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SARS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说到哪，坏到哪说到哪”，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也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
当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
李明亮说，当年SARS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噗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
台湾这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他说。
李明亮表示，台湾自SARS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
不过，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也有其负担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避免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也会乱了套，他说。
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SARS的中国，至今还有做假的官场文化，很无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把SARS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深植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
💢错误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 #张裕泰 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 #中共国 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 #陈峻涵 说。
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也普遍难以伸张，但陈峻涵说，从中国副总理 #孙春兰 上周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本周二，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但本质还是政治秀，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秀。”
涂醒哲也说，习近平的政治秀，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共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有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说，他相信中国的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当不符合流行病学的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发展，也就是说，疫情达顶峰后，也会是缓慢地下降，因此，他说，很难不让人合理怀疑，中国为了复工、再次在疫情数字上造假。
🔥👍🔥【瑞典打脸中共国及钟南山 禁止连花清瘟入境】
近日，瑞典媒体报道称，瑞典方面对来自中国的连花清瘟药物进行检测，发现成分仅为薄荷醇，对治疗新冠肺炎（COVID-19）#武汉肺炎 没有作用，并限制该药物入境。
#中共国 的连花清瘟药物，瑞典药品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托马斯·尼尔森（Tomas Nilsson）表示，「我们收到了海关总署的许多报吿，连花清瘟胶囊已经被禁止了。」
瑞典药品管理局和海关署将连花清瘟胶囊描述为「未经许可的，不得从申根区以外的国家运输的药物」，因此将其扣押在边境。
另外，瑞典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丹·拉罕马尔（Dan Larhammar）则称，「连花清瘟胶囊」声称包含约13种草药，但事实上只是薄荷醇。
瑞典药品管理局也提出警吿：我们还没有任何研究表明该药有效，绝对不是我们推荐的东西。
据悉，2020年2月，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列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020年4月，中国国家药监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显示，以岭药业生产的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批准可用於新冠病毒性肺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疗程为7至10天。
另据《中国青年报》5月6日报道，4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应邀为留学生答「疫」解惑时表示，「进行实验後，我有底气、有证据来说，连花清瘟真地有效。」
近日，瑞典媒体报道称，瑞典方面对来自中国的连花清瘟药物进行检测，发现成分仅为薄荷醇，对治疗新冠肺炎（COVID-19）#武汉肺炎 没有作用，并限制该药物入境。
#中共国 的连花清瘟药物，瑞典药品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托马斯·尼尔森（Tomas Nilsson）表示，「我们收到了海关总署的许多报吿，连花清瘟胶囊已经被禁止了。」
瑞典药品管理局和海关署将连花清瘟胶囊描述为「未经许可的，不得从申根区以外的国家运输的药物」，因此将其扣押在边境。
另外，瑞典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丹·拉罕马尔（Dan Larhammar）则称，「连花清瘟胶囊」声称包含约13种草药，但事实上只是薄荷醇。
瑞典药品管理局也提出警吿：我们还没有任何研究表明该药有效，绝对不是我们推荐的东西。
据悉，2020年2月，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列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020年4月，中国国家药监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显示，以岭药业生产的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批准可用於新冠病毒性肺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疗程为7至10天。
另据《中国青年报》5月6日报道，4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应邀为留学生答「疫」解惑时表示，「进行实验後，我有底气、有证据来说，连花清瘟真地有效。」
【世卫组织下周将派专家去中共国调查武肺起源】
围绕武肺病毒起源的一场恶战也许能够结束？世卫周一宣布，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 #中共国 调查这一病毒起源。
世卫秘书长 #谭德塞 周一宣布，“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病毒是怎么爆发的，这样在未来，我们将能更好的应对病毒。”如果我们对武肺病毒的一切了如指掌，包括了解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病毒。
为此，该组织将在下周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前往中国查清病毒起源做准备。
武肺病毒爆发于 #武汉 ，但自从中共专家 #钟南山 表示病毒来源不一定出在中国之后，中共官方出现了一场后来被认为的“甩锅大战”，甩锅的顶峰，被认为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公开阴谋论，指称美国军人于去年11月参加武汉军运会时把病毒带到中国而进入高峰，美国立即召见中共大使 #崔天凯 抗议，为反击，#川普 总统干脆形容为“ #中国病毒 ”。
随后，崔天凯接受美媒采访，暗示赵并不代表中共政府，为陷入危险的中美关系解套。
关于病毒是否出自中共武毒所P4研究所一场意外事故的质疑不绝于耳，都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独立的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 #蓬佩奥 曾明确怀疑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共一座实验室，中共当局强烈否认。
为了彻底查清武肺来源，要求国际专家小组前往中国调查的呼声非常高，中共一直拒绝接受国际独立调查，但在国际舆论强大压力下，在世卫年度视频会上，中共 #习近平 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接受国际调查。
围绕武肺病毒起源的一场恶战也许能够结束？世卫周一宣布，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 #中共国 调查这一病毒起源。
世卫秘书长 #谭德塞 周一宣布，“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病毒是怎么爆发的，这样在未来，我们将能更好的应对病毒。”如果我们对武肺病毒的一切了如指掌，包括了解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病毒。
为此，该组织将在下周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前往中国查清病毒起源做准备。
武肺病毒爆发于 #武汉 ，但自从中共专家 #钟南山 表示病毒来源不一定出在中国之后，中共官方出现了一场后来被认为的“甩锅大战”，甩锅的顶峰，被认为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公开阴谋论，指称美国军人于去年11月参加武汉军运会时把病毒带到中国而进入高峰，美国立即召见中共大使 #崔天凯 抗议，为反击，#川普 总统干脆形容为“ #中国病毒 ”。
随后，崔天凯接受美媒采访，暗示赵并不代表中共政府，为陷入危险的中美关系解套。
关于病毒是否出自中共武毒所P4研究所一场意外事故的质疑不绝于耳，都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独立的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 #蓬佩奥 曾明确怀疑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共一座实验室，中共当局强烈否认。
为了彻底查清武肺来源，要求国际专家小组前往中国调查的呼声非常高，中共一直拒绝接受国际独立调查，但在国际舆论强大压力下，在世卫年度视频会上，中共 #习近平 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接受国际调查。
【英媒：2013年武毒所已发现了武肺病毒】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昨天头版，指 #中共国 可能早在2013年就发现了武肺病毒。
报导称，2012年8月中共科学家前往云南调查一种导致三位矿工死亡的新疾病，最后在一座废弃的铜矿场发现了与武肺病毒相吻合的一种新型病毒RaBtCoV/4991，与武肺病毒有96.2%的相似度，但武毒所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
该报指，2012年4月24日至5月2日，六位在昆明墨江通关镇一个废弃铜矿厂工作的矿工先后出现39度以上高烧，以及咳嗽、四肢酸痛等症状，其中五人呼吸困难。当时有些人已在矿场工作了两周才发病，有些人则只工作了几天就有症状。
医护人员为这些矿工做了包括SARS在内的病毒测试，结果都呈现阳性，遵照 #钟南山 建议，对病患进行抗体检测。结果病患体内并无SARS病毒，却出现了一种类似SARS但尚不为人知的抗体。武毒所于是派出团队到矿场调查，经过一年研究后，发现了RaBtCoV/4991病毒。
该报说，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艾布莱特 （Richard Ebright）对于武肺的出现并不吃惊，称武毒所对于RaBtCoV/4991可能做了手脚。
该报称，记者曾致函武毒所，询问关于RaBtCoV/4991的问题，包括为何不公开资讯、是否与武肺有关等，但均未得到回复。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昨天头版，指 #中共国 可能早在2013年就发现了武肺病毒。
报导称，2012年8月中共科学家前往云南调查一种导致三位矿工死亡的新疾病，最后在一座废弃的铜矿场发现了与武肺病毒相吻合的一种新型病毒RaBtCoV/4991，与武肺病毒有96.2%的相似度，但武毒所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
该报指，2012年4月24日至5月2日，六位在昆明墨江通关镇一个废弃铜矿厂工作的矿工先后出现39度以上高烧，以及咳嗽、四肢酸痛等症状，其中五人呼吸困难。当时有些人已在矿场工作了两周才发病，有些人则只工作了几天就有症状。
医护人员为这些矿工做了包括SARS在内的病毒测试，结果都呈现阳性，遵照 #钟南山 建议，对病患进行抗体检测。结果病患体内并无SARS病毒，却出现了一种类似SARS但尚不为人知的抗体。武毒所于是派出团队到矿场调查，经过一年研究后，发现了RaBtCoV/4991病毒。
该报说，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艾布莱特 （Richard Ebright）对于武肺的出现并不吃惊，称武毒所对于RaBtCoV/4991可能做了手脚。
该报称，记者曾致函武毒所，询问关于RaBtCoV/4991的问题，包括为何不公开资讯、是否与武肺有关等，但均未得到回复。
【1月曾赴武汉访查的港大教授：中共销毁病毒证据】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香港特区政府防疫专家顾问团成员 #袁国勇 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相信中共官员确实有隐瞒最初的武肺疫情。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节目「广角镜」（Panorama）27日播出专题影片「 #中共国 掩盖武汉肺炎」（China's Coronavirus Cover-Up），采访多名专家，揭露疫情真相，其中包含香港专家袁国勇。
报导提到，袁国勇1月12日在深圳的一家人身上诊断出有武汉肺炎，其中这家有一些人刚从武汉返回，显示病毒也从数千公里外的城市被伴随而来，他从这项案例得知病毒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传播，立即向北京官员回报这一发现，但直到✍️1月20日北京政府才公开宣布病毒存在人传人感染。
袁国勇于1月17日以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身份，与中共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 等人到武汉进行访查。袁国勇表示，当他们到达被视为疫情起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市场已经被完全清理好，现场已「没什么可看」，就像是犯罪现场被破坏一样，无法确认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宿主。
袁国勇强调，「我确实怀疑他们（中共官员）在武汉当地进行一些掩饰，地方官员本应将讯息立即对外回报，但却未能即时做到。」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香港特区政府防疫专家顾问团成员 #袁国勇 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相信中共官员确实有隐瞒最初的武肺疫情。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节目「广角镜」（Panorama）27日播出专题影片「 #中共国 掩盖武汉肺炎」（China's Coronavirus Cover-Up），采访多名专家，揭露疫情真相，其中包含香港专家袁国勇。
报导提到，袁国勇1月12日在深圳的一家人身上诊断出有武汉肺炎，其中这家有一些人刚从武汉返回，显示病毒也从数千公里外的城市被伴随而来，他从这项案例得知病毒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传播，立即向北京官员回报这一发现，但直到✍️1月20日北京政府才公开宣布病毒存在人传人感染。
袁国勇于1月17日以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身份，与中共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 等人到武汉进行访查。袁国勇表示，当他们到达被视为疫情起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市场已经被完全清理好，现场已「没什么可看」，就像是犯罪现场被破坏一样，无法确认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宿主。
袁国勇强调，「我确实怀疑他们（中共官员）在武汉当地进行一些掩饰，地方官员本应将讯息立即对外回报，但却未能即时做到。」
🔥✍️🔥【武肺病毒国际调查正式启动】
今年五月，世卫成员国原则同意对武肺危机进行独立调查和评估。七月初，世卫秘书长 #谭德塞 宣布由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及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担任共同主席，主持一个 #国际武肺危机独立调查委员会 （ #武调委 ）。全球120位卫生专家提交了加入武调委的申请。
#世卫组织 周四承诺，将向武调委全面开放所有武肺病毒的资料。武调委共同主席之一克拉克周四在日内瓦公布由11名国际卫生专家及政治人物组成的武调委名单。
经过严格挑选，入选独立调查委员会的11名国际人士的 #名单 ，包括法国艾滋病专家Michel Kazatchkine，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医生无疆界组织前主席、曾对世卫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提出尖锐批评的廖满嫦，哥伦比亚前经济部长毛里西奥·卡德纳斯；曾担任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的美国人马克-迪布尔，中共专家 #钟南山 。
克拉克表示，世卫明确承诺，将向调查人员开放拥有的全部相关资料，凡调查人员索要的文件、资料及相关报告，世卫都将保证提供。
按计划，武调委应于10月份提交第一份阶段性调查报告，并于明年五月份提交最终报告。武调委的使命旨在对成员国以及世卫采取的应对武肺病毒的措施进行评估，希望由此吸取教训，为应对下一次全球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自中共承认去年12月发现武肺病毒后，全球目前已有超过863000人死于武肺。武肺危机爆发伊始，#世卫组织 就因未能及时提出措施以及在是否戴口罩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对武肺病毒传播方式的矛盾解释等等受到非常尖锐的批评。
美国指控世卫为讨好中共而迟至1月30日才宣布武肺构成全球卫生紧急状态，而中共12月底就已正式发现武肺的存在。法国专家四月份也表示，不能否认世卫曾迁就中共，世卫当时对中共管理疫情的方式予以高度赞赏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是世卫最主要经费提供者，在指责世卫是中共的“玩偶”之后，七月份正式启动退出世卫程序。
#纪年2020 #看得见的历史
今年五月，世卫成员国原则同意对武肺危机进行独立调查和评估。七月初，世卫秘书长 #谭德塞 宣布由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及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担任共同主席，主持一个 #国际武肺危机独立调查委员会 （ #武调委 ）。全球120位卫生专家提交了加入武调委的申请。
#世卫组织 周四承诺，将向武调委全面开放所有武肺病毒的资料。武调委共同主席之一克拉克周四在日内瓦公布由11名国际卫生专家及政治人物组成的武调委名单。
经过严格挑选，入选独立调查委员会的11名国际人士的 #名单 ，包括法国艾滋病专家Michel Kazatchkine，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医生无疆界组织前主席、曾对世卫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提出尖锐批评的廖满嫦，哥伦比亚前经济部长毛里西奥·卡德纳斯；曾担任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的美国人马克-迪布尔，中共专家 #钟南山 。
克拉克表示，世卫明确承诺，将向调查人员开放拥有的全部相关资料，凡调查人员索要的文件、资料及相关报告，世卫都将保证提供。
按计划，武调委应于10月份提交第一份阶段性调查报告，并于明年五月份提交最终报告。武调委的使命旨在对成员国以及世卫采取的应对武肺病毒的措施进行评估，希望由此吸取教训，为应对下一次全球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自中共承认去年12月发现武肺病毒后，全球目前已有超过863000人死于武肺。武肺危机爆发伊始，#世卫组织 就因未能及时提出措施以及在是否戴口罩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对武肺病毒传播方式的矛盾解释等等受到非常尖锐的批评。
美国指控世卫为讨好中共而迟至1月30日才宣布武肺构成全球卫生紧急状态，而中共12月底就已正式发现武肺的存在。法国专家四月份也表示，不能否认世卫曾迁就中共，世卫当时对中共管理疫情的方式予以高度赞赏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是世卫最主要经费提供者，在指责世卫是中共的“玩偶”之后，七月份正式启动退出世卫程序。
#纪年2020 #看得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