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 20200520 #美对中战略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一、引言
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不断深入的交往，激励中国从根本上对经济和政治实行开放，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建设性、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四十年之后，#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中共）限制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尺度的意志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改革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日趋频繁的往來並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之融入以公民为中心、自由和开放的秩序。反之，#中共选择利用基于规则的自由開放秩序，企图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使之对其有利。 #北京公开承认其寻求改变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国扩大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来迫使其他国家逆来顺受，损害美国的重大利益且侵犯各地的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
#为了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本届政府对中共的意图和行动进行清晰的评估，重新评价美国战略的优、劣势以及其在双边摩擦加剧时的承受程度，据此采纳竞争性的对华方针。 #该方针不是以中国最终要达到何种特定状态为前提，而是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正如《2017年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四大支柱所述，旨在（1）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2）促进美国的繁荣；（3）以实力来维护和平；以及（4）提高美国的影响力。
#本竞争性对华方针有两个目标： 首先是提升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的挑战时占据优势；其次是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即使与中国竞争，我们仍然欢迎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中进行合作。竞争并非必然会引起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持久的敬意，与其国家关系由来已久。我们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与中国人民分道扬镳。美国期望的是与中国开展公平的竞争，从而使中美两国、企业和个人都得以享有安全与繁荣。
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无间才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得优势。本届政府因而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关键的美国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贯以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进行发声，#曝光中国的恶意行为。国会亦提供法律权限和资源以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达成战略目标。本届政府同时也认可盟友和伙伴采取步骤，制定出更加清晰和有力的对华方针，包括欧盟在2019年3月发表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以及其他等等。
美国也与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寻求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针对印太地区，多项举措均详载于文件中，如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和美国国务院2019年11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共同愿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对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做法，美国也与之协同合作，例如东盟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日本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概念、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地区概念、大韩民国的新南方政策和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本报告不试图全面详述本届政府，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在全球所进行的行动和政策举措，而是侧重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实施，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二、挑战
今日的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无数的挑战。
经济挑战
北京不信守经济改革承诺的记录，广泛采用国家主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和做法，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扭曲全球市场，违反国际准则，并造成环境污染。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北京同意接受世贸组织的开放市场导向做法，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当时预期中国会继续其经济改革的道路，并转型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贸体制。
但这并没有发生。北京没有将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同时对其国内市场进行有系统地保护。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从而扭曲全球价格，使得中国得以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因为北京向中国企业所提供的不公平优势是其竞争对手无法享有的。中国维持其非市场经济结构以及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和投资的重商主义做法。政治改革同样萎靡不振，走向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习近平总书记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有效地无限延长其任期，就是这些趋势的集中体现。
美国贸易代表在其2018年的《中国行为调查结果：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政策和实践》(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中，确认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无数行动、政策和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或具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发现中国：（1）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按市场条件获得其技术许可的能力施加了重大限制； （3）指导和不公平地促进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取尖端技术； （4）进行并支持未经授权的网络入侵，进入美国公司网络以获得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
北京关于停止掠夺性经济做法的承诺破碎而空洞。 2015年，北京承诺停止受政府指使，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在2017年和2018年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年稍晚，美国和其他十二个国家认为针对知识产权和机密商业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是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人员之所为。这些入侵活动违反了北京2015年的承诺。自1980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国际协议来保护知识产权。尽管如此。世界上超过63％的假冒产品源自中国，对全球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尽管北京承认中国现在是“成熟经济体”，中国在与国际机构（包括世贸组织）打交道时仍然自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是高科技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并且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中国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以便合理解释其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扭曲多个行业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和其他国家因而蒙受损失。
“一带一路”是北京用来描述一系列不同举措的总称，其中许多举措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推动北京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满足中国国内经济需求。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正在扩大关键技术领域中使用中国工业标准的力度，这是在以非中国公司为代价的情况下提升自身公司在全球市场地位的部分努力。被北京标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学与技术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自己的专门法院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业纠纷，该类法院对中共负责。美国欢迎中国根据国际最佳实践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经常不按这些标准运作，并且质量低、腐败、恶化环境、缺乏公众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造成东道国合同问题或加剧其治理和财政难题。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作出政治让步或对其施行报复，美国因此判断，北京将试图把“一带一路”项目转换成不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经常在暗地里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公司、智囊团等等施压，使其遵守党的路线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家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加拿大公民，以期干预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达赖喇嘛于2016年访问蒙古后，内陆国蒙古过境中国出口的矿产遭到中国征收新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的经济。
北京因其在环境方面的努力而寻求全球认可，并宣称将促进“绿色发展”。但是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所提出的模糊、不可执行的减排承诺使得中国的排放量将持续增长至“ 2030年左右”。中国计划中的排放增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减排总量。中国企业还在发展中国家建造数百座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350万吨。全世界沿海国家水域中，中国在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方面居世界第一，威胁着当地经济并损害了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一项价值主张，挑战美国对于人人都有不可让与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根本信念。在这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共加大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述成比所称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运转得更好。北京显然自以为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竞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党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时期”做准备，但“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一、引言
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不断深入的交往，激励中国从根本上对经济和政治实行开放，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建设性、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四十年之后，#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中共）限制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尺度的意志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改革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日趋频繁的往來並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之融入以公民为中心、自由和开放的秩序。反之，#中共选择利用基于规则的自由開放秩序，企图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使之对其有利。 #北京公开承认其寻求改变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国扩大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来迫使其他国家逆来顺受，损害美国的重大利益且侵犯各地的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
#为了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本届政府对中共的意图和行动进行清晰的评估，重新评价美国战略的优、劣势以及其在双边摩擦加剧时的承受程度，据此采纳竞争性的对华方针。 #该方针不是以中国最终要达到何种特定状态为前提，而是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正如《2017年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四大支柱所述，旨在（1）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2）促进美国的繁荣；（3）以实力来维护和平；以及（4）提高美国的影响力。
#本竞争性对华方针有两个目标： 首先是提升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的挑战时占据优势；其次是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即使与中国竞争，我们仍然欢迎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中进行合作。竞争并非必然会引起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持久的敬意，与其国家关系由来已久。我们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与中国人民分道扬镳。美国期望的是与中国开展公平的竞争，从而使中美两国、企业和个人都得以享有安全与繁荣。
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无间才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得优势。本届政府因而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关键的美国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贯以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进行发声，#曝光中国的恶意行为。国会亦提供法律权限和资源以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达成战略目标。本届政府同时也认可盟友和伙伴采取步骤，制定出更加清晰和有力的对华方针，包括欧盟在2019年3月发表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以及其他等等。
美国也与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寻求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针对印太地区，多项举措均详载于文件中，如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和美国国务院2019年11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共同愿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对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做法，美国也与之协同合作，例如东盟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日本的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概念、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地区概念、大韩民国的新南方政策和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本报告不试图全面详述本届政府，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在全球所进行的行动和政策举措，而是侧重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实施，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二、挑战
今日的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无数的挑战。
经济挑战
北京不信守经济改革承诺的记录，广泛采用国家主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和做法，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扭曲全球市场，违反国际准则，并造成环境污染。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北京同意接受世贸组织的开放市场导向做法，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当时预期中国会继续其经济改革的道路，并转型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贸体制。
但这并没有发生。北京没有将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同时对其国内市场进行有系统地保护。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从而扭曲全球价格，使得中国得以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因为北京向中国企业所提供的不公平优势是其竞争对手无法享有的。中国维持其非市场经济结构以及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和投资的重商主义做法。政治改革同样萎靡不振，走向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习近平总书记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有效地无限延长其任期，就是这些趋势的集中体现。
美国贸易代表在其2018年的《中国行为调查结果：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政策和实践》(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中，确认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无数行动、政策和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或具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发现中国：（1）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按市场条件获得其技术许可的能力施加了重大限制； （3）指导和不公平地促进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取尖端技术； （4）进行并支持未经授权的网络入侵，进入美国公司网络以获得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
北京关于停止掠夺性经济做法的承诺破碎而空洞。 2015年，北京承诺停止受政府指使，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在2017年和2018年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年稍晚，美国和其他十二个国家认为针对知识产权和机密商业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是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人员之所为。这些入侵活动违反了北京2015年的承诺。自1980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国际协议来保护知识产权。尽管如此。世界上超过63％的假冒产品源自中国，对全球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尽管北京承认中国现在是“成熟经济体”，中国在与国际机构（包括世贸组织）打交道时仍然自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是高科技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并且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中国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以便合理解释其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扭曲多个行业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和其他国家因而蒙受损失。
“一带一路”是北京用来描述一系列不同举措的总称，其中许多举措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推动北京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满足中国国内经济需求。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正在扩大关键技术领域中使用中国工业标准的力度，这是在以非中国公司为代价的情况下提升自身公司在全球市场地位的部分努力。被北京标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学与技术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自己的专门法院仲裁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商业纠纷，该类法院对中共负责。美国欢迎中国根据国际最佳实践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经常不按这些标准运作，并且质量低、腐败、恶化环境、缺乏公众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造成东道国合同问题或加剧其治理和财政难题。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作出政治让步或对其施行报复，美国因此判断，北京将试图把“一带一路”项目转换成不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经常在暗地里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公司、智囊团等等施压，使其遵守党的路线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家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加拿大公民，以期干预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达赖喇嘛于2016年访问蒙古后，内陆国蒙古过境中国出口的矿产遭到中国征收新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的经济。
北京因其在环境方面的努力而寻求全球认可，并宣称将促进“绿色发展”。但是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所提出的模糊、不可执行的减排承诺使得中国的排放量将持续增长至“ 2030年左右”。中国计划中的排放增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减排总量。中国企业还在发展中国家建造数百座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350万吨。全世界沿海国家水域中，中国在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方面居世界第一，威胁着当地经济并损害了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一项价值主张，挑战美国对于人人都有不可让与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根本信念。在这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共加大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述成比所称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运转得更好。北京显然自以为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竞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党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时期”做准备，但“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