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蔡玉玲涉嫌干犯《道路交通條例》第111(3)條，即為取得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俗稱「查冊」），而明知地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最高刑罰為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申請只適用於以下用途：
👉🏻進行與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
👉🏻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買賣車輛
當中不包括偵查報道，故估計警方按照字面解讀法例而作出拘捕。
然而，普通法一般容許傳媒，就報導以「其他用途」為由申請查閱公眾紀錄，未見有強力理據顯示此豁免不適用於本條例。
今次並非首次有人因「查冊」被捕。今年八月有人涉嫌以同一途徑取得多名警員及公務員等的車牌，並向部分Telegram Channel披露，目前保釋候查。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申請只適用於以下用途：
👉🏻進行與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
👉🏻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買賣車輛
當中不包括偵查報道，故估計警方按照字面解讀法例而作出拘捕。
然而，普通法一般容許傳媒，就報導以「其他用途」為由申請查閱公眾紀錄，未見有強力理據顯示此豁免不適用於本條例。
今次並非首次有人因「查冊」被捕。今年八月有人涉嫌以同一途徑取得多名警員及公務員等的車牌，並向部分Telegram Channel披露，目前保釋候查。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警方去年十一前夕於港島北一單位搜獲白電油、玻璃樽等物品，六人一度被控串謀縱火罪。惟案件開審前律政司突改控串謀暴動罪，遭法官沈小民怒斥「搞突襲」、「不公道」。
媒體報導大多集中於沈官言論，惟同值得留意的是，本案應為反送中運動首宗落案起訴的串謀暴動罪。
串謀為未完成罪行的一種，可粗暴理解為兩人或以上計劃合夥犯罪，實質犯罪行為毋須發生。以串謀縱火罪為例，控方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以火損壞他人財產。
反送中運動已有多宗串謀案件，惟一般針對縱火、傷人等更實質的犯罪行為。
暴動定義為「三人或以上參與破壞社會安寧的集結」。現行法律下，於示威「掟火魔」、「私了」固然屬暴動，即上述各種更實質的犯罪行為均被覆蓋。
簡單而言，若控告串謀暴動罪，律政司不一定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使用被搜獲的物品「掟火魔」。即使眾被告只是有協議「掟野」（如不含易燃液的玻璃樽），甚至只談及誰負責「滅煙」，均可能被定罪。
警方未曾以串謀暴動罪作拘捕，因此可合理推估律政司審視證據時，認為難以證明眾被告有協議縱火，故改用較大包圍的破壞社會安寧。
惟隨著港府進一步秋後算帳，估計這些較大包圍的法律工具會陸續被動用。因此，本頻道建議較有團隊精神之人士定期檢查通訊紀錄，並自行衡量風險。
相關報導：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ourt/6-男女被控串謀縱火-臨開審擬改控串謀暴動-法官斥控方-係咪你哋話晒事/
#法律知識 #安全威脅觀察
媒體報導大多集中於沈官言論，惟同值得留意的是，本案應為反送中運動首宗落案起訴的串謀暴動罪。
串謀為未完成罪行的一種，可粗暴理解為兩人或以上計劃合夥犯罪，實質犯罪行為毋須發生。以串謀縱火罪為例，控方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以火損壞他人財產。
反送中運動已有多宗串謀案件，惟一般針對縱火、傷人等更實質的犯罪行為。
暴動定義為「三人或以上參與破壞社會安寧的集結」。現行法律下，於示威「掟火魔」、「私了」固然屬暴動，即上述各種更實質的犯罪行為均被覆蓋。
簡單而言，若控告串謀暴動罪，律政司不一定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使用被搜獲的物品「掟火魔」。即使眾被告只是有協議「掟野」（如不含易燃液的玻璃樽），甚至只談及誰負責「滅煙」，均可能被定罪。
警方未曾以串謀暴動罪作拘捕，因此可合理推估律政司審視證據時，認為難以證明眾被告有協議縱火，故改用較大包圍的破壞社會安寧。
惟隨著港府進一步秋後算帳，估計這些較大包圍的法律工具會陸續被動用。因此，本頻道建議較有團隊精神之人士定期檢查通訊紀錄，並自行衡量風險。
相關報導：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ourt/6-男女被控串謀縱火-臨開審擬改控串謀暴動-法官斥控方-係咪你哋話晒事/
#法律知識 #安全威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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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去年十一前夕於港島北一單位搜獲白電油、玻璃樽等物品，六人一度被控串謀縱火罪。惟案件開審前律政司突改控串謀暴動罪，遭法官沈小民怒斥「搞突襲」、「不公道」。
媒體報導大多集中於沈官言論，惟同值得留意的是，本案應為反送中運動首宗落案起訴的串謀暴動罪。
串謀為未完成罪行的一種，可粗暴理解為兩人或以上計劃合夥犯罪，實質犯罪行為毋須發生。以串謀縱火罪為例，控方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以火損壞他人財產。
反送中運動已有多宗串謀案件，惟一般針對縱火、傷人等更實質的犯罪行為。
暴動定義為「三人或以上參與破壞社會安寧的集結」。現行法律下，於示威「掟火魔」、「私了」固然屬暴動，即上述各種更實質的犯罪行為均被覆蓋。
簡單而言，若控告串謀暴動罪，律政司不一定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使用被搜獲的物品「掟火魔」。即使眾被告只是有協議「掟野」（如不含易燃液的玻璃樽），甚至只談及誰負責「滅煙」，均可能被定罪。
警方未曾以串謀暴動罪作拘捕，因此可合理推估律政司審視證據時，認為難以證明眾被告有協議縱火，故改用較大包圍的破壞社會安寧。
惟隨著港府進一步秋後算帳，估計這些較大包圍的法律工具會陸續被動用。因此，本頻道建議較有團隊精神之人士定期檢查通訊紀錄，並自行衡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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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 #安全威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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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謀為未完成罪行的一種，可粗暴理解為兩人或以上計劃合夥犯罪，實質犯罪行為毋須發生。以串謀縱火罪為例，控方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以火損壞他人財產。
反送中運動已有多宗串謀案件，惟一般針對縱火、傷人等更實質的犯罪行為。
暴動定義為「三人或以上參與破壞社會安寧的集結」。現行法律下，於示威「掟火魔」、「私了」固然屬暴動，即上述各種更實質的犯罪行為均被覆蓋。
簡單而言，若控告串謀暴動罪，律政司不一定須證明眾被告有協議使用被搜獲的物品「掟火魔」。即使眾被告只是有協議「掟野」（如不含易燃液的玻璃樽），甚至只談及誰負責「滅煙」，均可能被定罪。
警方未曾以串謀暴動罪作拘捕，因此可合理推估律政司審視證據時，認為難以證明眾被告有協議縱火，故改用較大包圍的破壞社會安寧。
惟隨著港府進一步秋後算帳，估計這些較大包圍的法律工具會陸續被動用。因此，本頻道建議較有團隊精神之人士定期檢查通訊紀錄，並自行衡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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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共同犯罪」案的後續影響
⚠️如想閱讀實際影響及結論，請跳至第4⃣及第5⃣點。
1️⃣背景
郭啟安法官於「赴湯杜火案」判詞中曾指出，暴動及非法集結本身是集體罪行，參與者除要有「共同目的」，條文亦要求他們「集結在一起」，故認為普通法「共同犯罪」原則不能原番套用。
律政司隨後將有關法律問題轉交上訴庭。上訴庭今日頒下書面判詞，指出「共同犯罪原則完全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即不在現場者亦可被控兩罪」。
2️⃣協助犯罪、共同犯罪
以近日律政司刑期上訴得直的「睇水案」為例，兩被告雖然未有直接「私了」便衣警，但仍被判襲警罪成，所應用的法律原則正是共同犯罪。
值得留意的是，在同樣事實背景下，兩被告亦可被控「協助襲警」。協助犯罪與共同犯罪分別在於，前者是衍生罪行，即協助犯的刑責取決於主犯，後者則將所有被告視為同一「犯罪集團」的主犯。
簡單而言，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完全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部分示威角色本身亦可被控協助犯罪，最高刑罰與實質罪行一致。
3️⃣兩種不確定性
雖然協助犯罪與共同犯罪有重複之處，但有些事實背景只可透過後者處理，特別是「證據不確定性」及「情境不確定性」。
假設一批警員於暗角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示威者隨後死亡。雖然致死原因明顯是警暴，但由於未能判斷哪一下是致命襲擊，在未能證實主犯罪行下，屬衍生罪行的協助犯罪亦不能成立。相反，若應用共同犯罪，法庭可基於「必然是其中一人」的判斷，將全部警員以謀殺罪入罪，這便是證據不確定性的應用。
另一情況下，一群黑社會分成兩批尋仇。第二批到場時，被尋仇者已死去，第一批亦逃之夭夭。雖然第二批沒有實際殺害被尋仇者，但尋仇過程必然會對他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可「合理預計」被尋仇者會死去，因此第二批亦會被判謀殺罪成，這便是情境不確定性的例子。
反修例運動中的「上水追思牆掟磚案」，兩青年被控謀殺的基礎亦是共同犯罪下的證據及情境不確定性。
4️⃣實際影響
必須再次強調，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完全適用，部分示威角色本身亦可被控協助犯罪或未完成罪行（如串謀及煽惑）。
本案其中一個獨特影響是控方界定「暴動現場」時可更有彈性。假設「前線」位於佐敦道，加士居道的示威者在「挖磚」。加士居道的情況應是非法集結，而由於該批示威者不肯定磚頭是用作「起磚陣」還是襲警，不足以被控協助暴動。然而，如考慮情境不確定性，加士居道的示威者可合理預計磚頭會用作破壞社會安寧，便有機會構成暴動罪。
至於其他角色，如家長車、哨兵、社交平台管理員等，控方只是多了一個定罪門檻稍微降低的工具。
5️⃣小結：證據仍是重中之重
即使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控方仍須證明被告與他人有共同目的。再以「赴湯杜火案」為例，律政司不選擇上訴，主因是共同犯罪原則亦不能排除被告「未落場」或只是急救員的合理疑點。
簡單而言，對大部分角色而言，假設沒有足夠證據（如：電子通訊紀錄）證明被告有共同犯罪意圖，無論是協助犯罪、共同犯罪還是未完成罪行，均難以定罪，反之亦然。
當然，筆者明白被捕、檢控及定罪是三件事，而亦可合理預計本案過後，警方會透過特定拘捕收「白色恐怖」之效。然而，筆者希望透過解釋實際操作，令大家可下最有效保障自己的決定。
判詞全文：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CASJ000001_2020.doc
「睇水」案：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ourt/便衣警遇襲-律政司覆核獲批-兩-把風-男原判3月改囚10個月/
上水追思牆「掟磚」案：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上水七旬清潔工中磚亡-兩青年被控謀殺暴動傷人-還押候訊將交付高院/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如想閱讀實際影響及結論，請跳至第4⃣及第5⃣點。
1️⃣背景
郭啟安法官於「赴湯杜火案」判詞中曾指出，暴動及非法集結本身是集體罪行，參與者除要有「共同目的」，條文亦要求他們「集結在一起」，故認為普通法「共同犯罪」原則不能原番套用。
律政司隨後將有關法律問題轉交上訴庭。上訴庭今日頒下書面判詞，指出「共同犯罪原則完全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即不在現場者亦可被控兩罪」。
2️⃣協助犯罪、共同犯罪
以近日律政司刑期上訴得直的「睇水案」為例，兩被告雖然未有直接「私了」便衣警，但仍被判襲警罪成，所應用的法律原則正是共同犯罪。
值得留意的是，在同樣事實背景下，兩被告亦可被控「協助襲警」。協助犯罪與共同犯罪分別在於，前者是衍生罪行，即協助犯的刑責取決於主犯，後者則將所有被告視為同一「犯罪集團」的主犯。
簡單而言，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完全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部分示威角色本身亦可被控協助犯罪，最高刑罰與實質罪行一致。
3️⃣兩種不確定性
雖然協助犯罪與共同犯罪有重複之處，但有些事實背景只可透過後者處理，特別是「證據不確定性」及「情境不確定性」。
假設一批警員於暗角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示威者隨後死亡。雖然致死原因明顯是警暴，但由於未能判斷哪一下是致命襲擊，在未能證實主犯罪行下，屬衍生罪行的協助犯罪亦不能成立。相反，若應用共同犯罪，法庭可基於「必然是其中一人」的判斷，將全部警員以謀殺罪入罪，這便是證據不確定性的應用。
另一情況下，一群黑社會分成兩批尋仇。第二批到場時，被尋仇者已死去，第一批亦逃之夭夭。雖然第二批沒有實際殺害被尋仇者，但尋仇過程必然會對他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可「合理預計」被尋仇者會死去，因此第二批亦會被判謀殺罪成，這便是情境不確定性的例子。
反修例運動中的「上水追思牆掟磚案」，兩青年被控謀殺的基礎亦是共同犯罪下的證據及情境不確定性。
4️⃣實際影響
必須再次強調，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完全適用，部分示威角色本身亦可被控協助犯罪或未完成罪行（如串謀及煽惑）。
本案其中一個獨特影響是控方界定「暴動現場」時可更有彈性。假設「前線」位於佐敦道，加士居道的示威者在「挖磚」。加士居道的情況應是非法集結，而由於該批示威者不肯定磚頭是用作「起磚陣」還是襲警，不足以被控協助暴動。然而，如考慮情境不確定性，加士居道的示威者可合理預計磚頭會用作破壞社會安寧，便有機會構成暴動罪。
至於其他角色，如家長車、哨兵、社交平台管理員等，控方只是多了一個定罪門檻稍微降低的工具。
5️⃣小結：證據仍是重中之重
即使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控方仍須證明被告與他人有共同目的。再以「赴湯杜火案」為例，律政司不選擇上訴，主因是共同犯罪原則亦不能排除被告「未落場」或只是急救員的合理疑點。
簡單而言，對大部分角色而言，假設沒有足夠證據（如：電子通訊紀錄）證明被告有共同犯罪意圖，無論是協助犯罪、共同犯罪還是未完成罪行，均難以定罪，反之亦然。
當然，筆者明白被捕、檢控及定罪是三件事，而亦可合理預計本案過後，警方會透過特定拘捕收「白色恐怖」之效。然而，筆者希望透過解釋實際操作，令大家可下最有效保障自己的決定。
判詞全文：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word/vetted/other/en/2020/CASJ000001_2020.doc
「睇水」案：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ourt/便衣警遇襲-律政司覆核獲批-兩-把風-男原判3月改囚10個月/
上水追思牆「掟磚」案：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上水七旬清潔工中磚亡-兩青年被控謀殺暴動傷人-還押候訊將交付高院/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串謀」屬未完成罪行，控方只須證明眾被告達成並有意執行協議，而執行該協議時的相關行為足以構成實質罪行。
就此案涉及的「串謀謀殺」為例，控方毋須證明眾被告已殺害他人，只須證明他們達成有意圖殺人的協議。
「串謀謀殺」對犯罪意圖的要求某程度上較「謀殺」高。如果有人實質殺害他人，控方只須證明被告有意圖對他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已可控告「謀殺」。然而，若要控告「串謀謀殺」，則必須證明眾被告有意圖導致他人死亡。
本案主要證據估計包括眾被告的電子通訊紀錄、檢獲的槍械及爆炸品等。眾被告使用武器的計劃詳情、溝通使用的言詞亦可謂非常重要。
估計不少讀者會與「中国人大埔連儂牆劏肚案」作對比，質疑為何該案不控告類似的「企圖謀殺」。不用多想，這確實是律政司雙重標準。
#法律知識
就此案涉及的「串謀謀殺」為例，控方毋須證明眾被告已殺害他人，只須證明他們達成有意圖殺人的協議。
「串謀謀殺」對犯罪意圖的要求某程度上較「謀殺」高。如果有人實質殺害他人，控方只須證明被告有意圖對他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已可控告「謀殺」。然而，若要控告「串謀謀殺」，則必須證明眾被告有意圖導致他人死亡。
本案主要證據估計包括眾被告的電子通訊紀錄、檢獲的槍械及爆炸品等。眾被告使用武器的計劃詳情、溝通使用的言詞亦可謂非常重要。
估計不少讀者會與「中国人大埔連儂牆劏肚案」作對比，質疑為何該案不控告類似的「企圖謀殺」。不用多想，這確實是律政司雙重標準。
#法律知識
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以下為唐英傑案判詞速讀：
煽惑分裂國家罪
👉🏻法庭強調「煽惑」不要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統一解讀，只須相關口號有能力促使他人干犯分裂國家罪。
👉🏻判詞進一步指出辯方專家證人亦同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
👉🏻法庭認為唐英傑行動前的通訊紀錄（包括尋找「安全點」）及電話相簿（內有一張國安法紫旗圖片）證明其行動為事先計劃，有意吸引大眾目光，同時顯示他明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
⚠️編按：尋找「安全點」可以只是害怕被拘捕，而被拘捕不一定與國安法罪行有關，為甚麼代表唐明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法庭於此處似乎已放棄做戲。
恐怖活動罪
👉🏻法庭強調「嚴重社會危害」應賦予廣闊解讀，不限於身體或財產傷害。
👉🏻法庭認為唐英傑故意對象徵法律的警方防線發起挑戰，令他人恐懼社會變得「無法可從」，足以構成嚴重社會危害。
#氣象巴打隨筆 #法律知識
煽惑分裂國家罪
👉🏻法庭強調「煽惑」不要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統一解讀，只須相關口號有能力促使他人干犯分裂國家罪。
👉🏻判詞進一步指出辯方專家證人亦同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
👉🏻法庭認為唐英傑行動前的通訊紀錄（包括尋找「安全點」）及電話相簿（內有一張國安法紫旗圖片）證明其行動為事先計劃，有意吸引大眾目光，同時顯示他明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
⚠️編按：尋找「安全點」可以只是害怕被拘捕，而被拘捕不一定與國安法罪行有關，為甚麼代表唐明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可以有「港獨」解讀？法庭於此處似乎已放棄做戲。
恐怖活動罪
👉🏻法庭強調「嚴重社會危害」應賦予廣闊解讀，不限於身體或財產傷害。
👉🏻法庭認為唐英傑故意對象徵法律的警方防線發起挑戰，令他人恐懼社會變得「無法可從」，足以構成嚴重社會危害。
#氣象巴打隨筆 #法律知識
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暴動共同犯罪原則案》終極上訴今日進行，判詞將擇日頒布。
不少報導和文宣強調：
📍假如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家長車、哨兵、網上鼓勵者等不在現場的角色均有機會被起訴。
❗️這個說法並非完全錯誤，但稍具誤導性。
‼️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控方仍可依賴傳統從犯和未完成罪行（如煽惑）原則起訴不在現場的角色。
這正是上訴方其中一個論點：上訴庭舉例（網上亦廣泛流傳）的五點角色，傳統從犯和未完成罪行原則足以應付。
那為甚麼律政司要窮追猛打，希望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呢？
✅首先，共同犯罪和傳統犯罪原則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前者把每一個人視為主犯，後者則是衍生責任，有主犯才有從犯。
✅其次，控方可以依賴共同犯罪原則的兩個不確定性：
👉🏻第一個是「證據不確定性」：如一個人被圍毆至死，但無法判斷誰使出致命一擊，控方可基於共同犯罪原則將所有參與圍毆的人視為主犯。
👉🏻第二個是「情境不確定性」：如合謀持械行劫突然演變為殺人，只要參與者合理預視其他行劫者會干犯謀殺罪，即可基於此不確定性同被起訴謀殺罪。
事實上，上訴庭判詞於舉例後數段明確指出，當今暴動流動性高、常一觸即發演變為更嚴重罪行，有應對情況不確定性的必要，故即使傳統從犯原則足以應對部分角色，亦不代表要剔除共同犯罪原則。
📍對於一些協助角色，共同犯罪原則適用與否對風險評估影響不大，正如理大衝突中有家長車被控妨礙司法公正；
📍對於身穿全副武裝的現場被捕者，情境不確定性確實有助控方作推論，但其他環境因素（例如被捕時間和位置、逃跑路線）同樣重要，這點同樣適用於留守理大但沒有參與突圍者。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不少報導和文宣強調：
📍假如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家長車、哨兵、網上鼓勵者等不在現場的角色均有機會被起訴。
❗️這個說法並非完全錯誤，但稍具誤導性。
‼️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控方仍可依賴傳統從犯和未完成罪行（如煽惑）原則起訴不在現場的角色。
這正是上訴方其中一個論點：上訴庭舉例（網上亦廣泛流傳）的五點角色，傳統從犯和未完成罪行原則足以應付。
那為甚麼律政司要窮追猛打，希望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呢？
✅首先，共同犯罪和傳統犯罪原則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前者把每一個人視為主犯，後者則是衍生責任，有主犯才有從犯。
✅其次，控方可以依賴共同犯罪原則的兩個不確定性：
👉🏻第一個是「證據不確定性」：如一個人被圍毆至死，但無法判斷誰使出致命一擊，控方可基於共同犯罪原則將所有參與圍毆的人視為主犯。
👉🏻第二個是「情境不確定性」：如合謀持械行劫突然演變為殺人，只要參與者合理預視其他行劫者會干犯謀殺罪，即可基於此不確定性同被起訴謀殺罪。
事實上，上訴庭判詞於舉例後數段明確指出，當今暴動流動性高、常一觸即發演變為更嚴重罪行，有應對情況不確定性的必要，故即使傳統從犯原則足以應對部分角色，亦不代表要剔除共同犯罪原則。
📍對於一些協助角色，共同犯罪原則適用與否對風險評估影響不大，正如理大衝突中有家長車被控妨礙司法公正；
📍對於身穿全副武裝的現場被捕者，情境不確定性確實有助控方作推論，但其他環境因素（例如被捕時間和位置、逃跑路線）同樣重要，這點同樣適用於留守理大但沒有參與突圍者。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Forwarded from 🐘氣象巴打
終審法院就「暴動共同犯罪原則」案頒下判詞，裁定「基本共同犯罪原則」(basic joint enterprise) 不適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但「延伸共同犯罪原則」(extended joint enterprise) 於特定情況下或適用。
如氣象巴打先前強調，本案裁決的實際影響不大，這點和判詞採用的邏輯是一致的：
1️⃣終審法院認為非法集結和暴動屬「參與性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兩罪本身就有共同參與的元素，應用basic JE原則只會引起混亂，和兩罪的犯罪行為要素 (actus reus) 有所衝突。
2️⃣終審法院認為參與 (take part in) 不限於破壞社會安寧 (就暴動而言) 或擾亂社會秩序等 (就非法集結而言) 行為。假如有人在現場透過言行舉止 (而非單純在場) 鼓勵他人，已可視為參與。
3️⃣終審法院認為上訴庭列出的五大角色可按其他法律原則處理。以「幕後主腦」或「網上煽惑者」為例，可按「慫使、促致暴動」或「煽惑暴動」控告。以現場哨兵為例，可按「協助、教唆暴動」甚至暴動罪本身 (基於第二點，協助、鼓勵的言行舉止已可視為參與) 控告。以家長車為例，可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0條控告。
4️⃣就extended JE而言，終審法院舉例甲、乙、丙三人參與暴動，期間丙蓄意導致他人死亡，假如甲、乙合理預期丙會干犯謀殺罪，即可按extended JE原則控告甲、乙二人謀殺。這個例子和「上水連儂牆案」的指控有點類似，但頭腦清晰的讀者不難發現這個例子不太相干，因為這不代表控方可按extended JE控告暴動。
5️⃣終審法院認為重點是證據能否證明被告參與，而這些證據包括環境證供，例如被捕地點、時間、身上搜獲的物品等，這點和現行暴動案的處理是一致的。
須再次強調，本案裁決的實際影響不大。如果你擔任上訴庭列出的五大角色，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控方仍可應用其他法律原則。如果你在現場被捕，重點從來是證據 (和你遇上哪一位法官)。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
如氣象巴打先前強調，本案裁決的實際影響不大，這點和判詞採用的邏輯是一致的：
1️⃣終審法院認為非法集結和暴動屬「參與性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兩罪本身就有共同參與的元素，應用basic JE原則只會引起混亂，和兩罪的犯罪行為要素 (actus reus) 有所衝突。
2️⃣終審法院認為參與 (take part in) 不限於破壞社會安寧 (就暴動而言) 或擾亂社會秩序等 (就非法集結而言) 行為。假如有人在現場透過言行舉止 (而非單純在場) 鼓勵他人，已可視為參與。
3️⃣終審法院認為上訴庭列出的五大角色可按其他法律原則處理。以「幕後主腦」或「網上煽惑者」為例，可按「慫使、促致暴動」或「煽惑暴動」控告。以現場哨兵為例，可按「協助、教唆暴動」甚至暴動罪本身 (基於第二點，協助、鼓勵的言行舉止已可視為參與) 控告。以家長車為例，可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0條控告。
4️⃣就extended JE而言，終審法院舉例甲、乙、丙三人參與暴動，期間丙蓄意導致他人死亡，假如甲、乙合理預期丙會干犯謀殺罪，即可按extended JE原則控告甲、乙二人謀殺。這個例子和「上水連儂牆案」的指控有點類似，但頭腦清晰的讀者不難發現這個例子不太相干，因為這不代表控方可按extended JE控告暴動。
5️⃣終審法院認為重點是證據能否證明被告參與，而這些證據包括環境證供，例如被捕地點、時間、身上搜獲的物品等，這點和現行暴動案的處理是一致的。
須再次強調，本案裁決的實際影響不大。如果你擔任上訴庭列出的五大角色，即使共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控方仍可應用其他法律原則。如果你在現場被捕，重點從來是證據 (和你遇上哪一位法官)。
#香港新聞 #法律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