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區裁判法院第八庭
#黃向戎暫委裁判官
#0612金鐘 #審訊
莊(25)
控罪：襲警
第232章《警隊條例》第63條
被控於2019年6月12日，在灣仔軍器廠街與駱克道交界，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即高級督察余天生
——— 早上案件，此為補充 ———
辯方結案陳詞
考慮到PW1供詞、PW2供詞、證物P1及被告警誡供詞，PW1及PW2均不可信、不可靠。
余天生稱因見到被告身穿黑衫黑褲、戴有圍巾，及有其他物品，而兜路由被告右後方到左後方，搭被告膊頭時講「先生，差人，過嚟呢邊」，被告向右扭頭見到余天生，被告順時針轉身打中余天生左頸，但不知是否被拳頭打中。
余天生沒有委任證，身穿便衣，從被告左後方盲點接觸被告，一直隱瞞身份生怕被告逃走，所以當接觸被告時自稱「差人」是不合邏輯（註：PW2作供時曾稱PW1沒有自稱「差人」）當時情況余天生並非「拍」被告一下，口供紙上寫「搭」，又稱「唔記得有冇縮手」，因此合理推斷為「捉」而非「搭」以防被告逃走。
其次，襲擊動作在辯方給予多次機會下均描述不清不楚，只能說出被告順時針右轉，在多次盤問余天生如何知道是被告襲擊自己，後又稱見到被告手部動作，但又不能清楚指出被告動作，不排除被告反手襲擊自己。
加上余天生在不同場合稱被告用「拳」、「手」、「手㬹」襲擊自己，余天生在2005年加入警隊，身為高級督察應知道，應知道關鍵地方的重要性，對余天生描述的不一致難以置信。
假設法庭接納余天生的說法，跟據證物P5（余天生在庭上的繪圖），被告當時右轉襲擊左後方的余天生， 必定是是由右至左接近余天生，余天生與被告位置接近，而受襲肌肉在左方，右轉難以打中。而若是由下至上襲擊的話亦沒有可能打中，因被告方向完全相反，根本無力襲擊，更不可能引致余天生到醫院時仍感到痛楚。
余天生在供詞矛盾地方常稱為「文字表述問題」，如「搭」或「拍」膊頭、用「手」或「拳」擊中自己、「左面近頸」或「左頸近面」位置，「先生，差人，過一過嚟」或「先生，差人，過嚟呢邊」等，顯示余天生根本不記得事件經過，就以「文字表述問題」作為藉口。余天生更在作供最後突然提出因被襲而頭暈，惟在之前口供、記事簿、醫學報告中均無此描述。
以上可見余天生描述只為穿鑿附會。
而曾偉輝作供時，不論主問及盤問時，均有約一半時間稱「唔記得」，包括當時自己位置、視線是否清晰看到被告及余天生、余天生有否捉被告膊頭、手是否握拳，以至有否見到觸撞過程都原稱「唔記得」，後稱「見唔到」。曾偉輝指二人有夾口供，但是「面對面」或「在電話中」、在寫口供「前」或「後」夾口供等，顯示曾偉輝完全不可靠，對事件沒有清晰印象。
曾偉輝原在盤問下堅稱余天生從未有講「差人」二字，及被告一定是向「左」而非向「右」轉，惟要求休庭飲水後突然多次嘗試為早前證據解釋「可能是『警察』而非『差人』」，及「轉左或右已不記得」，有機會因為知道自己較早前證供與其他證據有出入，但可能首次作證時才是事實。
曾偉輝在作供時承認口供是照抄筆記本等在此不贅。
在余天生搭被告膊頭前，二人都能講出細節，如被告衣著、位置、步速等，但在本案關鍵位就一律「唔記得」，連有否出示委任證都「唔記得」。
PW1及PW2證供完全相反，如法庭只接納其中一人口供而否定另一人口供，在法律上並不穩妥，加上二人口供質素都低，多次稱「唔記得」（PW2）或描述之事件為「不可能發生」（PW1），因此法庭不可能得出無合理疑點的結論。
反觀被告兩份供詞，第一份為補錄案發時被告稱「呀sir，唔好意思，嗰下係自然反應」；第二份供詞指被告在中環上班，打算到灣仔開車離開時，因經過地方有警方發射催淚彈，被告用水洗眼後離開，而圍巾是用以遮蓋口鼻以防催淚氣體引致不適。在等候過路時突被人搭膊頭，被告因此下意識推開該人的手，不小心擊中該人，就被指襲警被捕。被告指「唔係有心，嗰下係自然反應，願意道歉」並非因襲警而道歉，而是因不小心觸碰到余天生而道歉。被告沒有襲擊意圖，只為自然反應，並不構成犯罪意圖。
而在案情中指被告身穿黑衫黑褲及帶有其中物品，只為余天生意圖截查被告時的背景，和本案無直接關係，要求法庭不作考慮。但假設被告政治立場有影響，余天生雖指和被告有目光交投，但二人既非身穿制服，亦無展示委任證，被告根本無從得知二人為警員，更遑論有意圖襲警。再者，即使參與非法集結亦不表示有意圖襲警。
被告無刑事紀錄，犯罪機會較低。
因此本案並非在沒有合理疑點之下成立。
辯方補充，警員作供時亦同意身邊有許多人，加上被告剛受催淚氣體影響，心理狀態緊張，突然被搭膊頭時因緊張想推開不知名人士的手。
- 待續 -
#黃向戎暫委裁判官
#0612金鐘 #審訊
莊(25)
控罪：襲警
第232章《警隊條例》第63條
被控於2019年6月12日，在灣仔軍器廠街與駱克道交界，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即高級督察余天生
——— 早上案件，此為補充 ———
辯方結案陳詞
考慮到PW1供詞、PW2供詞、證物P1及被告警誡供詞，PW1及PW2均不可信、不可靠。
余天生稱因見到被告身穿黑衫黑褲、戴有圍巾，及有其他物品，而兜路由被告右後方到左後方，搭被告膊頭時講「先生，差人，過嚟呢邊」，被告向右扭頭見到余天生，被告順時針轉身打中余天生左頸，但不知是否被拳頭打中。
余天生沒有委任證，身穿便衣，從被告左後方盲點接觸被告，一直隱瞞身份生怕被告逃走，所以當接觸被告時自稱「差人」是不合邏輯（註：PW2作供時曾稱PW1沒有自稱「差人」）當時情況余天生並非「拍」被告一下，口供紙上寫「搭」，又稱「唔記得有冇縮手」，因此合理推斷為「捉」而非「搭」以防被告逃走。
其次，襲擊動作在辯方給予多次機會下均描述不清不楚，只能說出被告順時針右轉，在多次盤問余天生如何知道是被告襲擊自己，後又稱見到被告手部動作，但又不能清楚指出被告動作，不排除被告反手襲擊自己。
加上余天生在不同場合稱被告用「拳」、「手」、「手㬹」襲擊自己，余天生在2005年加入警隊，身為高級督察應知道，應知道關鍵地方的重要性，對余天生描述的不一致難以置信。
假設法庭接納余天生的說法，跟據證物P5（余天生在庭上的繪圖），被告當時右轉襲擊左後方的余天生， 必定是是由右至左接近余天生，余天生與被告位置接近，而受襲肌肉在左方，右轉難以打中。而若是由下至上襲擊的話亦沒有可能打中，因被告方向完全相反，根本無力襲擊，更不可能引致余天生到醫院時仍感到痛楚。
余天生在供詞矛盾地方常稱為「文字表述問題」，如「搭」或「拍」膊頭、用「手」或「拳」擊中自己、「左面近頸」或「左頸近面」位置，「先生，差人，過一過嚟」或「先生，差人，過嚟呢邊」等，顯示余天生根本不記得事件經過，就以「文字表述問題」作為藉口。余天生更在作供最後突然提出因被襲而頭暈，惟在之前口供、記事簿、醫學報告中均無此描述。
以上可見余天生描述只為穿鑿附會。
而曾偉輝作供時，不論主問及盤問時，均有約一半時間稱「唔記得」，包括當時自己位置、視線是否清晰看到被告及余天生、余天生有否捉被告膊頭、手是否握拳，以至有否見到觸撞過程都原稱「唔記得」，後稱「見唔到」。曾偉輝指二人有夾口供，但是「面對面」或「在電話中」、在寫口供「前」或「後」夾口供等，顯示曾偉輝完全不可靠，對事件沒有清晰印象。
曾偉輝原在盤問下堅稱余天生從未有講「差人」二字，及被告一定是向「左」而非向「右」轉，惟要求休庭飲水後突然多次嘗試為早前證據解釋「可能是『警察』而非『差人』」，及「轉左或右已不記得」，有機會因為知道自己較早前證供與其他證據有出入，但可能首次作證時才是事實。
曾偉輝在作供時承認口供是照抄筆記本等在此不贅。
在余天生搭被告膊頭前，二人都能講出細節，如被告衣著、位置、步速等，但在本案關鍵位就一律「唔記得」，連有否出示委任證都「唔記得」。
PW1及PW2證供完全相反，如法庭只接納其中一人口供而否定另一人口供，在法律上並不穩妥，加上二人口供質素都低，多次稱「唔記得」（PW2）或描述之事件為「不可能發生」（PW1），因此法庭不可能得出無合理疑點的結論。
反觀被告兩份供詞，第一份為補錄案發時被告稱「呀sir，唔好意思，嗰下係自然反應」；第二份供詞指被告在中環上班，打算到灣仔開車離開時，因經過地方有警方發射催淚彈，被告用水洗眼後離開，而圍巾是用以遮蓋口鼻以防催淚氣體引致不適。在等候過路時突被人搭膊頭，被告因此下意識推開該人的手，不小心擊中該人，就被指襲警被捕。被告指「唔係有心，嗰下係自然反應，願意道歉」並非因襲警而道歉，而是因不小心觸碰到余天生而道歉。被告沒有襲擊意圖，只為自然反應，並不構成犯罪意圖。
而在案情中指被告身穿黑衫黑褲及帶有其中物品，只為余天生意圖截查被告時的背景，和本案無直接關係，要求法庭不作考慮。但假設被告政治立場有影響，余天生雖指和被告有目光交投，但二人既非身穿制服，亦無展示委任證，被告根本無從得知二人為警員，更遑論有意圖襲警。再者，即使參與非法集結亦不表示有意圖襲警。
被告無刑事紀錄，犯罪機會較低。
因此本案並非在沒有合理疑點之下成立。
辯方補充，警員作供時亦同意身邊有許多人，加上被告剛受催淚氣體影響，心理狀態緊張，突然被搭膊頭時因緊張想推開不知名人士的手。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