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AR4/2020案中，上訴庭指出：
「在黃之鋒案，H.3的標題是「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它的內容並不只是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它也適用於不涉及實質暴力的非法集結。事實上，潘上訴法庭法官要到下一個分部H.4才在「使用暴力擾亂公共秩序」的標題下展開和暴力直接有關的討論。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H.3最後兩段。它們分別指出（見上文第51段的節錄）：一，有大量人群聚集，聚集的人情緒高漲，這本身就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而且這風險會因為可能有人趁機挑起事端而增加；二，法庭須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大前提，對情節嚴重的非法集結處以具阻嚇性的刑罰。單從這兩段判詞可知，這裡所指，法庭必須從嚴處理的嚴重個案，是包括沒有實質暴力，但縱觀一切情況卻可能一觸即發的非法集結。始終，訂立參與非法集結罪的目的，是先發性（pre-emptive）的，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制止在萌芽階段。
把非法集結分為暴力和非暴力，並在判刑時生硬地加以區別，不但和H.3的內容不符，而且也沒有道理和經不起思考。就如剛才提到，儘管沒有犯案者打人、擲物，和衝擊防線，但假若為數眾多的人，於特殊的日子，在擠迫狹窄或有其他環境風險的地方，就著具爭議性的議題，用激烈和富挑釁性的方式宣示立場，並在警方多次警告下仍然拒絕離去，難道就不算情節嚴重，一定無須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這不是，也不可能是黃之鋒案的原意。
以上幾項前設，只是例子，而且不是所有例子都同時出現才會令某個非法集結變得嚴重，一切要視乎案中的實際情況。就此，本庭會順帶指出，潘上訴法庭法官在黃之鋒 案第135段所辨識，即有助法庭釐清某暴力非法集結的嚴重程度的因素，在稍加調整後會同樣適用於所謂非暴力的非法集結。例如計劃、人數、地點、影響範圍、時間長短、手段之激烈程度、犯罪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和被告的個人角色等等，其實都是一般的加重罪責因素，任何法庭都應該懂得靈活適用。至於清單上的第（7）點，即沒有實質人身傷害或財物損毀下，「暴力行為造成的威脅之嚴重性及逼近程度」，則可被調整為：在沒有實質暴力的出現下，犯罪行為對實質破壞社會安寧的威脅和逼近程度。
總括而言，要把黃之鋒案的判決，說成是只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黃之鋒 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一切要視乎案件的實際情況。」
在CAAR6/2020案，上訴庭表示：
「申請人援引的法律原則，上訴法庭在近期的一系列刑期覆核案已清楚解釋、採納和引用，本庭不打算在此作大篇幅的重複。以下是最關鍵及/或對本案有直接幫助的幾項：
(一) 判罰非法集結，必須顧及此罪所針對的公害，及何謂此罪的控訴要旨（gravamen）和這要旨可如何引致甚至加劇有關的公害。簡單而言就是參與集結者人數眾多，和恃著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的共同目的，以致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威脅。
(二) 法庭在量刑時須緊記，非法集結罪的訂立，是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制止在萌芽階段，亦即不能單看事情的後果如具體的人身傷害或財物損失。法庭應考慮包括作案時的計劃、人數、地點、手段、影響範圍、持續時間、實質或會出現暴力的脅逼程度，和被告的個人角色等因素。
(三) 除了他本身的具體行為和參與程度以外，被告的個人角色還包括他是否曾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
(四) 蒙面有助隱藏身份，令參與非法集結者更易變得沒有顧忌，造成壯膽效應，以致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五) 人群漠視警方的警告，拒絕從大型的非法集結散去，誠然是在延續一個擾亂公共秩序的處境，令事態變得更加嚴重，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六) 參與非法集結者的人數，若遠超警方的人數，而且現場情緒極度高漲，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也會大增。
(七) 參與非法集結者的行為，若具挑釁性，會把示威群眾挑動或進一步挑動。如果案發現場有持反對意見的人士或陣營，這些人士也可能被激起強烈反應。這類行為同樣令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八) 案發的日期、時間、地點和場合會影響某個非法集結的整體嚴重性。理由是，在上述這些因素影響下，參與非法集結可能會更加情緒激動和容易起哄」
關於非法集結的刑期覆核案，即CAAR4/2020案、CAAR5/2020案、和CAAR6/2020案，上訴庭認為三案的量刑起數應是監禁6個月、1年、和1年3個月。
在本次非法集結中，共135人被拘捕，因為被檢控人數眾多，故分拆成多宗案件審理。DCCC650/2020和DCCC854/2020其中兩宗涉及同一次非法集結的案件。在該兩宗案件中，練錦鴻法官和李俊文法官分別考慮了是次非法集結的策劃和組織、規模和暴力程度、持續的時間、造成的影響和損失，及涉案被告人並非策動角色，認為量刑起點應為監禁2年及6個月，有一定參考價值。
視乎實際情況，任何案件都可能有其他需要考慮的罪行情節，而因為每宗非法集結所涉及的背景和案情都有差異，判刑上要視乎每宗案件而定，其他案件判刑的指導性作用不大。
📌本案判刑：
考慮過案情及以下因素：
⁃ 現場示威者叫喊「一二一二」，可見有一定協調，他們的行為亦是企圖協助理大內的人，公然挑戰警方，公眾安全風險大；
⁃ 集結發生在非主要幹道，示威者亦在警方驅散後沒有作進一步行為；
⁃ A5是有備而來，但不是主要角色；
⁃ 曾有大量雜物和工具被遺下，這代表集結是有一定預謀。
根據上訴庭在 CACC418/2014一案的判決有關認罪折扣的指引，視乎情況，法庭在訂下審訊日期後認罪仍可酌情給予被告人介乎20%至25%的刑期扣減。考慮後，給予23%刑期扣減。
A5沒有案底，案發時19歲，過往有良好的背景，現時有反省，有未來計劃和親人支持。身邊人希望法庭可以輕判。良好個人及家庭背景本身並非減刑因素。然而，考慮到A5的年紀、真誠省悟及努力更生等後，再酌情給予2個月扣減。
本案合適的量刑起數是監禁1年3個月，A5除上述兩段提及的減刑因素外沒有其他可影響刑期的因素，監禁9個月2星期是她的刑期。
判刑理由書：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pdf/vetted/other/ch/2020/DCCC000855A_2020.pdf
「在黃之鋒案，H.3的標題是「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它的內容並不只是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它也適用於不涉及實質暴力的非法集結。事實上，潘上訴法庭法官要到下一個分部H.4才在「使用暴力擾亂公共秩序」的標題下展開和暴力直接有關的討論。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H.3最後兩段。它們分別指出（見上文第51段的節錄）：一，有大量人群聚集，聚集的人情緒高漲，這本身就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而且這風險會因為可能有人趁機挑起事端而增加；二，法庭須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大前提，對情節嚴重的非法集結處以具阻嚇性的刑罰。單從這兩段判詞可知，這裡所指，法庭必須從嚴處理的嚴重個案，是包括沒有實質暴力，但縱觀一切情況卻可能一觸即發的非法集結。始終，訂立參與非法集結罪的目的，是先發性（pre-emptive）的，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制止在萌芽階段。
把非法集結分為暴力和非暴力，並在判刑時生硬地加以區別，不但和H.3的內容不符，而且也沒有道理和經不起思考。就如剛才提到，儘管沒有犯案者打人、擲物，和衝擊防線，但假若為數眾多的人，於特殊的日子，在擠迫狹窄或有其他環境風險的地方，就著具爭議性的議題，用激烈和富挑釁性的方式宣示立場，並在警方多次警告下仍然拒絕離去，難道就不算情節嚴重，一定無須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這不是，也不可能是黃之鋒案的原意。
以上幾項前設，只是例子，而且不是所有例子都同時出現才會令某個非法集結變得嚴重，一切要視乎案中的實際情況。就此，本庭會順帶指出，潘上訴法庭法官在黃之鋒 案第135段所辨識，即有助法庭釐清某暴力非法集結的嚴重程度的因素，在稍加調整後會同樣適用於所謂非暴力的非法集結。例如計劃、人數、地點、影響範圍、時間長短、手段之激烈程度、犯罪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和被告的個人角色等等，其實都是一般的加重罪責因素，任何法庭都應該懂得靈活適用。至於清單上的第（7）點，即沒有實質人身傷害或財物損毀下，「暴力行為造成的威脅之嚴重性及逼近程度」，則可被調整為：在沒有實質暴力的出現下，犯罪行為對實質破壞社會安寧的威脅和逼近程度。
總括而言，要把黃之鋒案的判決，說成是只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黃之鋒 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一切要視乎案件的實際情況。」
在CAAR6/2020案，上訴庭表示：
「申請人援引的法律原則，上訴法庭在近期的一系列刑期覆核案已清楚解釋、採納和引用，本庭不打算在此作大篇幅的重複。以下是最關鍵及/或對本案有直接幫助的幾項：
(一) 判罰非法集結，必須顧及此罪所針對的公害，及何謂此罪的控訴要旨（gravamen）和這要旨可如何引致甚至加劇有關的公害。簡單而言就是參與集結者人數眾多，和恃著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的共同目的，以致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威脅。
(二) 法庭在量刑時須緊記，非法集結罪的訂立，是要把社會安寧的破壞制止在萌芽階段，亦即不能單看事情的後果如具體的人身傷害或財物損失。法庭應考慮包括作案時的計劃、人數、地點、手段、影響範圍、持續時間、實質或會出現暴力的脅逼程度，和被告的個人角色等因素。
(三) 除了他本身的具體行為和參與程度以外，被告的個人角色還包括他是否曾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
(四) 蒙面有助隱藏身份，令參與非法集結者更易變得沒有顧忌，造成壯膽效應，以致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五) 人群漠視警方的警告，拒絕從大型的非法集結散去，誠然是在延續一個擾亂公共秩序的處境，令事態變得更加嚴重，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六) 參與非法集結者的人數，若遠超警方的人數，而且現場情緒極度高漲，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也會大增。
(七) 參與非法集結者的行為，若具挑釁性，會把示威群眾挑動或進一步挑動。如果案發現場有持反對意見的人士或陣營，這些人士也可能被激起強烈反應。這類行為同樣令出現暴力或令暴力升級的風險大增。
(八) 案發的日期、時間、地點和場合會影響某個非法集結的整體嚴重性。理由是，在上述這些因素影響下，參與非法集結可能會更加情緒激動和容易起哄」
關於非法集結的刑期覆核案，即CAAR4/2020案、CAAR5/2020案、和CAAR6/2020案，上訴庭認為三案的量刑起數應是監禁6個月、1年、和1年3個月。
在本次非法集結中，共135人被拘捕，因為被檢控人數眾多，故分拆成多宗案件審理。DCCC650/2020和DCCC854/2020其中兩宗涉及同一次非法集結的案件。在該兩宗案件中，練錦鴻法官和李俊文法官分別考慮了是次非法集結的策劃和組織、規模和暴力程度、持續的時間、造成的影響和損失，及涉案被告人並非策動角色，認為量刑起點應為監禁2年及6個月，有一定參考價值。
視乎實際情況，任何案件都可能有其他需要考慮的罪行情節，而因為每宗非法集結所涉及的背景和案情都有差異，判刑上要視乎每宗案件而定，其他案件判刑的指導性作用不大。
📌本案判刑：
考慮過案情及以下因素：
⁃ 現場示威者叫喊「一二一二」，可見有一定協調，他們的行為亦是企圖協助理大內的人，公然挑戰警方，公眾安全風險大；
⁃ 集結發生在非主要幹道，示威者亦在警方驅散後沒有作進一步行為；
⁃ A5是有備而來，但不是主要角色；
⁃ 曾有大量雜物和工具被遺下，這代表集結是有一定預謀。
根據上訴庭在 CACC418/2014一案的判決有關認罪折扣的指引，視乎情況，法庭在訂下審訊日期後認罪仍可酌情給予被告人介乎20%至25%的刑期扣減。考慮後，給予23%刑期扣減。
A5沒有案底，案發時19歲，過往有良好的背景，現時有反省，有未來計劃和親人支持。身邊人希望法庭可以輕判。良好個人及家庭背景本身並非減刑因素。然而，考慮到A5的年紀、真誠省悟及努力更生等後，再酌情給予2個月扣減。
本案合適的量刑起數是監禁1年3個月，A5除上述兩段提及的減刑因素外沒有其他可影響刑期的因素，監禁9個月2星期是她的刑期。
判刑理由書：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pdf/vetted/other/ch/2020/DCCC000855A_202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