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裁判法院第八庭
#王詩麗裁判官
#0713上水 #續審 [3/3]
陳浩天 (29)
控罪：
(1)參與非法集結
被控於19年7月13日在上水新運路及智昌路交界，與身分不詳的人非法集結
(2)襲擊警務人員
被控於同日同地襲擊警署警長陳國深
——————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內容：
控方就控罪三項要素已提交書面陳詞。
就辨認被告的爭議，控方請法庭作辨認，對比被告身形，不同角度與影片的吻合度，不單靠pw辨認證據。
法官引述辯方指片段無法影到pw2被襲擊後趴低，亦沒有擺弄頭盔，控方承認影片無法清楚顯示被襲擊的一刻，但認為視頻配合到37秒的聲音與證人反應，支持pw2證供。
辯方不同意控方案情
(1) 非法集結
控方提出三個人或以上集結，屬共同犯事原則，兩個人一起齊做就得，但非法集結是要三個人或以上才構成。
辯方認為18條非集(1)非控罪條文，乃定義條文，18(3)才是控罪+刑罰條文，通常寫a person who commits the offense，但18(3)用takes part而非commit，而18(1)只寫「他們即屬非集」，只提及性質，真正犯下非法集結並不是指他們有意圖或預料到有什麼後果，而是被告要有實際參與行為，如果指控有意圖便是共同犯罪團夥，是過快的推論，有否參與其中才是重點，參與和支持團夥是兩個概念。
非集有四個情況，不一定要共同犯罪
1. 組成部份，非集三個人之一
2. 非三者，但有參與
3. 就算不在場，但共同犯罪原則參與非集
4. 串謀（與本案無關）
不能因有一群人做了某些事，行為接近就當同類。
辯方不建議參考梁天琦案同梁國華案件描述。
辯方認為若然以共同犯罪原則定罪，應研究其common purpose。梁國華一案中，法官指有corporate nature，辯方以「搭地鐵出口賣寬頻嘅sales」作比喻，他們屬於不同公司，雖然有common purpose，但即使沒有corporate nature，甚至是競爭者，都不重要，重點是都有common purpose。
如果1715-17:55是鎖定時間，pw1稱遊行人士沒有說過針對警察的語句，之後有兩名男子被警方捉住，人群開始叫「放人、委任證」，他們的目的只想想營救男子。pw2稱上裝後，人群便喊「冒警」，這又是另一個corporate nature，是在挑戰警察。對於qp1什麼時候出現，沒有特定的講法，也沒有證供指出他有叫喊、打鬥、挑釁等行為。
研究共同犯罪的common purpose是有限制的，存在是中性表徵，corporate nature 也只是客觀㑓，而common purpose才是最重要。
當時有起碼兩宗非法集結（呼喊救人vs挑戰警察），到底當時是哪三個人組成該兩宗非集呢？而qp1到底在哪時候參與非法集結？37秒的動作是否非集定明行為的其一？其他人會不會只想鬧而不想打？控方將這些都當為一樣。
辯方提出當中亦找不到corporate nature。法官指，如果控方說37秒才見到qp1出現，而清晰聽到旁人叫喊時亦在其中，雖然聽不到qp1的叫喊，但明知情況如此仍參與其中，這是否corporate nature？控方陳詞亦認同沒有證據證明qp1有叫喊。其次是先後因果的問題，佢知道該環境的情況時，佢是否已參與在非集中？qp1出手的一剎不能與遠處扔樽的人視為同一夥。如果只有他出手，只有一個人出手，便不構成非集，只是佢自己別樹一格，而證據並不足以斷定當時只有這個情況。
控方雖然提出有大批現場人士保護qp1避開4名警員的追捕，但qp1的閃避與現場人士開遮並無必然關係。當時警員揮動警棍，市民開遮可以是保護自己/身邊人，不一定在幫qp1。況且，qp1是在避警察還是避揮警棍者呢？而該4名警察亦不見得有追捕的行為。
(2) 襲警
控方稱斷定到qp1是被告就是犯法，但辯方認為就算qp1是被告，也不足以證明他犯法。pw2說不清qp1的手部動作，沒有證據證明他的動作是自然或有其他狀態、是拍還是推，pw對力度既描述亦有反覆的情況，難以判斷qp1有沒有敵意。
襲擊可以有兩個層次
1. 襲擊令人受驚
2. 摳打（致受傷）
這個力度與惡意與否是有關的，所以沒有證據證明有敵意，其實可以是不友善/挑釁/戲弄，事件發展太快，雙方沒有對話警察就揮棍，所以就結果而言肯定是挑釁，但就行為而言，qp1的言語和行為是否吻合？該行為是甚麼？有沒有intend to harm的惡意？就算有惡意亦未必有襲擊的敵意，可以是意外，可以是intend to assult而非傷害，所以不可以將任何敵對表徵與敵意劃上等號。襲擊的一刻，大環境推論可能是他有計劃襲警後借現場人士逃離，但亦可能是為了令警員轉身對罵，過程中間並無互動去推敲qp1的目的。
辯方希望法庭不信納pw2 ，並認為他言詞誇張；而pw3只係見到對方眼神閃縮，不過辯方希望法庭考慮pw3的證據有否削弱控方。
控方依賴八達通證明被告就係qp1，但只能證明到被告在該區出現過，本案證據確實不足。控方一方面知要證明身份，但沒有樣貌專家，便邀請法庭自行判斷，完全沒有證據基礎，無辦法依賴pw6做樣貌鑒定。
辯方以為控方會有兩份報告
1. 探討image architect。如果專家都只能靠肉眼觀察該特徵，有沒有證據支持合乎刑法標準？
2. 用特徵校對的話，也只是similar。每張相的角度顏色深淺等都有影響。同意需要專家，但現時只能用耳珠similar作判斷，而眼鏡沒有指標性，其他盤問也有很多限制。只比較身外物的話，專家比較這些其實同樣適用於qp2。qp2的裝束、時空與qp1不同，qp1和2有更多相似地方都不能視為同一人，身外物不足以證明，餘下便只剩耳珠一點。比較其他的話，若然眉目耳朵髮型都是人的特徵性，陶博士卻沒有提出。fingerprint也要10幾點相似，而陶博士只得一點並不能斷定qp1是被告，控方便將辨認的責任推給法庭。qp1戴黑口罩，遮了很多部份，削弱了控方證據。
案件押後至2020年12月28日0930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裁決
✅期間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
💛感謝臨時直播員💛
#王詩麗裁判官
#0713上水 #續審 [3/3]
陳浩天 (29)
控罪：
(1)參與非法集結
被控於19年7月13日在上水新運路及智昌路交界，與身分不詳的人非法集結
(2)襲擊警務人員
被控於同日同地襲擊警署警長陳國深
——————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內容：
控方就控罪三項要素已提交書面陳詞。
就辨認被告的爭議，控方請法庭作辨認，對比被告身形，不同角度與影片的吻合度，不單靠pw辨認證據。
法官引述辯方指片段無法影到pw2被襲擊後趴低，亦沒有擺弄頭盔，控方承認影片無法清楚顯示被襲擊的一刻，但認為視頻配合到37秒的聲音與證人反應，支持pw2證供。
辯方不同意控方案情
(1) 非法集結
控方提出三個人或以上集結，屬共同犯事原則，兩個人一起齊做就得，但非法集結是要三個人或以上才構成。
辯方認為18條非集(1)非控罪條文，乃定義條文，18(3)才是控罪+刑罰條文，通常寫a person who commits the offense，但18(3)用takes part而非commit，而18(1)只寫「他們即屬非集」，只提及性質，真正犯下非法集結並不是指他們有意圖或預料到有什麼後果，而是被告要有實際參與行為，如果指控有意圖便是共同犯罪團夥，是過快的推論，有否參與其中才是重點，參與和支持團夥是兩個概念。
非集有四個情況，不一定要共同犯罪
1. 組成部份，非集三個人之一
2. 非三者，但有參與
3. 就算不在場，但共同犯罪原則參與非集
4. 串謀（與本案無關）
不能因有一群人做了某些事，行為接近就當同類。
辯方不建議參考梁天琦案同梁國華案件描述。
辯方認為若然以共同犯罪原則定罪，應研究其common purpose。梁國華一案中，法官指有corporate nature，辯方以「搭地鐵出口賣寬頻嘅sales」作比喻，他們屬於不同公司，雖然有common purpose，但即使沒有corporate nature，甚至是競爭者，都不重要，重點是都有common purpose。
如果1715-17:55是鎖定時間，pw1稱遊行人士沒有說過針對警察的語句，之後有兩名男子被警方捉住，人群開始叫「放人、委任證」，他們的目的只想想營救男子。pw2稱上裝後，人群便喊「冒警」，這又是另一個corporate nature，是在挑戰警察。對於qp1什麼時候出現，沒有特定的講法，也沒有證供指出他有叫喊、打鬥、挑釁等行為。
研究共同犯罪的common purpose是有限制的，存在是中性表徵，corporate nature 也只是客觀㑓，而common purpose才是最重要。
當時有起碼兩宗非法集結（呼喊救人vs挑戰警察），到底當時是哪三個人組成該兩宗非集呢？而qp1到底在哪時候參與非法集結？37秒的動作是否非集定明行為的其一？其他人會不會只想鬧而不想打？控方將這些都當為一樣。
辯方提出當中亦找不到corporate nature。法官指，如果控方說37秒才見到qp1出現，而清晰聽到旁人叫喊時亦在其中，雖然聽不到qp1的叫喊，但明知情況如此仍參與其中，這是否corporate nature？控方陳詞亦認同沒有證據證明qp1有叫喊。其次是先後因果的問題，佢知道該環境的情況時，佢是否已參與在非集中？qp1出手的一剎不能與遠處扔樽的人視為同一夥。如果只有他出手，只有一個人出手，便不構成非集，只是佢自己別樹一格，而證據並不足以斷定當時只有這個情況。
控方雖然提出有大批現場人士保護qp1避開4名警員的追捕，但qp1的閃避與現場人士開遮並無必然關係。當時警員揮動警棍，市民開遮可以是保護自己/身邊人，不一定在幫qp1。況且，qp1是在避警察還是避揮警棍者呢？而該4名警察亦不見得有追捕的行為。
(2) 襲警
控方稱斷定到qp1是被告就是犯法，但辯方認為就算qp1是被告，也不足以證明他犯法。pw2說不清qp1的手部動作，沒有證據證明他的動作是自然或有其他狀態、是拍還是推，pw對力度既描述亦有反覆的情況，難以判斷qp1有沒有敵意。
襲擊可以有兩個層次
1. 襲擊令人受驚
2. 摳打（致受傷）
這個力度與惡意與否是有關的，所以沒有證據證明有敵意，其實可以是不友善/挑釁/戲弄，事件發展太快，雙方沒有對話警察就揮棍，所以就結果而言肯定是挑釁，但就行為而言，qp1的言語和行為是否吻合？該行為是甚麼？有沒有intend to harm的惡意？就算有惡意亦未必有襲擊的敵意，可以是意外，可以是intend to assult而非傷害，所以不可以將任何敵對表徵與敵意劃上等號。襲擊的一刻，大環境推論可能是他有計劃襲警後借現場人士逃離，但亦可能是為了令警員轉身對罵，過程中間並無互動去推敲qp1的目的。
辯方希望法庭不信納pw2 ，並認為他言詞誇張；而pw3只係見到對方眼神閃縮，不過辯方希望法庭考慮pw3的證據有否削弱控方。
控方依賴八達通證明被告就係qp1，但只能證明到被告在該區出現過，本案證據確實不足。控方一方面知要證明身份，但沒有樣貌專家，便邀請法庭自行判斷，完全沒有證據基礎，無辦法依賴pw6做樣貌鑒定。
辯方以為控方會有兩份報告
1. 探討image architect。如果專家都只能靠肉眼觀察該特徵，有沒有證據支持合乎刑法標準？
2. 用特徵校對的話，也只是similar。每張相的角度顏色深淺等都有影響。同意需要專家，但現時只能用耳珠similar作判斷，而眼鏡沒有指標性，其他盤問也有很多限制。只比較身外物的話，專家比較這些其實同樣適用於qp2。qp2的裝束、時空與qp1不同，qp1和2有更多相似地方都不能視為同一人，身外物不足以證明，餘下便只剩耳珠一點。比較其他的話，若然眉目耳朵髮型都是人的特徵性，陶博士卻沒有提出。fingerprint也要10幾點相似，而陶博士只得一點並不能斷定qp1是被告，控方便將辨認的責任推給法庭。qp1戴黑口罩，遮了很多部份，削弱了控方證據。
案件押後至2020年12月28日0930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裁決
✅期間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
💛感謝臨時直播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