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間餐廳內，竟然又碰到P，我們驚呼，然後相視而笑，我說，真的有緣啊！然後她便繼續埋首沖調飲品了。
她說過，很想努力嘗試做不同事情，每周五天在寫字樓上班，周末到餐廳做兼職，有很多東西想學，例如沖一杯拉了花的鮮奶咖啡。「入去坐是一回事，更生是另一回事」，她說放學後，很多事情無法適應，最艱難的時候，情緒反覆，一時很高漲，然後突然直插谷底，天天躲在家哭，不想出外。
被判監兩年，幾個月前出來，整個世界都變了。被捕後，她一直被還柙，打從一開始，已知道刑期必以年計。那時監倉內沒有太多同路人，她說很艱難，因為支援實在太少，無法預計自己在倉內會遇到怎樣的人和事，那個時間，剛好發生中大、理大之事，外邊風風火火的，倉內同期數的卻只有她自己一人，「朋友都很擔心我，怕我被欺凌」，她甚少被欺凌，甚至沒有跟任何人吵架，笑着說自己性格容易跟人相處。
說話時，P總愛自嘲，聲線響亮，笑聲也特別清脆，是個百份百的傻大姐。她說自己很樂天，兩年以來，過得不差，初時有些阿姨會罵她是「死暴徒」，到了後來跟她聊得多了，竟說「你們這班人不是我想像那樣」，還請她吃餅。一切並非垂手可得，她在獄內擔當「寫信佬」的角色，又為不諳中文的囚友翻譯，打發時間也好，幫人也好，與其天天愁眉苦臉，不如想一想可以如何過得順暢，「以前很喜歡哭，坐完之後不喜歡了」。
從被捕一刻開始，她已知道自己必定會入獄，事情交託了家人和朋友，她還記得，那天法院外，很多人「送車」，很多人喊口號，然後她開始哭，心想，「唔識坐監，點算」。路上，她一直在哭，到了監房，洗澡、換衫，依然在哭，對未來兩年可能會發生的事，她充滿恐懼。吃飯在哭，到睡覺的一刻，她依然沒法停下來，直至睡在下格床的婆婆跟她說，「阿妹，不要哭了，我睡不着呢」，婆婆還剝了一個橙給她吃，她終於破涕為笑。
獄中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我記得岑敖暉講過，越爛嘅牌越要畀心機打」，她說自己既然不能拒絕，就要過得開心充實，這是人生旅程的部份，「那些討厭示威者的人見到我不快樂，會好開心，坐又點？一樣可以過得很好」。這段時間，她讀了很多金庸的書，說是相逢恨晚，追看得投入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正在坐牢。
她努力令自己快樂，令時間過得快一點，但其實，怎會沒有難過的時候，例如那年生日，她被困一周「水飯房」，「天天寫日記，衛生情況很差，會有曱甴，看着牠們爬入來」。雖然盡量跟其他人和睦共處，但有些時候，衝突還是避不開的，「得罪過大家姐，她叫我幫她做一些事，但態度不好，我不做，落了她面」。後果是，她不能坐在某處，而且受了很多冷言冷語，別人說了很刺激她的話，「例如說『唔好以為自己讀書好叻，你連監都唔識坐，呢度唔係X大，喺羅湖喳」」。
這些一切，她也能忍受，因為知道終有一天，她會離開這裏。只有一件事，讓她椎心刺骨，就是男朋友跟她說分手。初時，他經常探監，但差不多每次也是吵架收場，她冷靜的說，本身感情也有問題，入獄與否也許沒太大分別。
她們在一起已三年了，到了2019年，分歧愈來愈大，他想等她畢業後結婚、移民，那時她只想往街上跑，他說不想她那樣「衝」，她卻覺得自己根本不算走得前，只是後勤，後來被判入獄，他亦曾許下「我不會離開你」的承諾。
牆內最痛苦的，不是失去自由，不是被規管着的生活，而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甚麼事，最親的人在想甚麼、做甚麼，也無法掌握。每次探監，坐下來還說不上幾句，她便開始哭，她說那段時間，已流盡了一生的眼淚，「真的好辛苦，希望大家不要跟坐監的人吵架，你們可以在外邊用各種方法散心，但他們沒有」。
哪怕是想死的自由，也沒有。
「聖誕節那天他來探監，談幾句又講移民，我忍不住說坐完監移不了民，他只留了幾分鐘就走」。她覺得，那段時間大家都辛苦，而他探監的次數也愈來愈少。在牆內過了一年，她終於知道真相，甚麼移民啊，都是借口，其實他早已跟另一個女生在一起了。而那個她，竟是自己的好友。
在入獄前，他們早已搭上了，只是她被蒙在鼓裏，她怪他為何不早點讓自己知道，在監內發生這種事，跟謀殺根本無分別。她每天都在哭，茶飯不思，理智上知道分手大概是避免不了，但情緒上依然是接受不了，那半年，就如行屍走肉，活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洞中，她形容，自己的情況已不能再差，直至開始遇見更多同路人，才漸漸走出黑洞。
回看那兩年的日子，P覺得時間其實很短，監房就如一個小社會，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有來香港打黑工的越南女子，還有一位來自大陸的啞姨姨，「因為鄉下窮，兒子生病，她來香港打工洗碗，怎料糧也未出就被拉，要遣返大陸」。
牆內遇到的人和事，她寫信給朋友，朋友叫她多寫，還幫她開了專頁。放學後，她依然繼續寫，希望可以幫助牆外的人了解牆內情況，偶爾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文字變成「煽動」嗎？她笑了一笑，說自己很理性，要留「有用之軀」才能幫助更多人。專頁就如一個「詢問處」，很多候審中的人和家屬問她問題，她覺得自己的能力雖然微小，但作為過來人，她理解那種彷徨，更知道這些實用的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被捕那一年，她大學四年級，還有一年就畢業，卻被「踢出校」。大學要求她出席紀律聆訊，但她已在獄中，希望能押後或派代表出席，但校方一概拒絕，最後她收到一封寫上「This decision is final」的信件，「即是連上訴機會也沒有！」對於一個急着跟學生劃清界線的教育機構來說，一切也只是刻板的程序。
她沒有放棄，放學後立即找到跟學科相關的工作，並計劃重讀學位，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剛出來很多事情不適應，情緒很壞，但同事卻總是逗她笑。她喜歡現在上班的地方，除了因為上司和同事都好，就是容易到達法院，可以上庭聽審，「整個城市都已變得冷清，很陌生」。坐在巴士上，經過夏愨道、龍和道，記憶總是如影隨形，那時候牆上的標語，早已被掩蓋。一切有發生過，又像從沒發生。
今年25歲，她的夢想，是希望自己成長得更快，有能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但也有失落挫敗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很「無能」，「我不是要當救世主，知道一人力量有限，但與其找金主，不如自己做金主」。然後，她又想推翻這個說法，覺得自己入去之前，沒那麼「銅臭」，放學後工作只不過幾個月，就變得現實了。對她來說，一切也是人生選擇，如果三年前，她選擇了走另一條路，也許已完成碩士課程，結婚、考牌、進入大機構工作，「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
臨行前，她說一定要拍一張揹上布袋的相片，「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袋上印着的一句拉丁文，意思是「汝欲和平，必先備戰」。我們距離和平，還有很長、很長的路。
記者 梁嘉麗
她說過，很想努力嘗試做不同事情，每周五天在寫字樓上班，周末到餐廳做兼職，有很多東西想學，例如沖一杯拉了花的鮮奶咖啡。「入去坐是一回事，更生是另一回事」，她說放學後，很多事情無法適應，最艱難的時候，情緒反覆，一時很高漲，然後突然直插谷底，天天躲在家哭，不想出外。
被判監兩年，幾個月前出來，整個世界都變了。被捕後，她一直被還柙，打從一開始，已知道刑期必以年計。那時監倉內沒有太多同路人，她說很艱難，因為支援實在太少，無法預計自己在倉內會遇到怎樣的人和事，那個時間，剛好發生中大、理大之事，外邊風風火火的，倉內同期數的卻只有她自己一人，「朋友都很擔心我，怕我被欺凌」，她甚少被欺凌，甚至沒有跟任何人吵架，笑着說自己性格容易跟人相處。
說話時，P總愛自嘲，聲線響亮，笑聲也特別清脆，是個百份百的傻大姐。她說自己很樂天，兩年以來，過得不差，初時有些阿姨會罵她是「死暴徒」，到了後來跟她聊得多了，竟說「你們這班人不是我想像那樣」，還請她吃餅。一切並非垂手可得，她在獄內擔當「寫信佬」的角色，又為不諳中文的囚友翻譯，打發時間也好，幫人也好，與其天天愁眉苦臉，不如想一想可以如何過得順暢，「以前很喜歡哭，坐完之後不喜歡了」。
從被捕一刻開始，她已知道自己必定會入獄，事情交託了家人和朋友，她還記得，那天法院外，很多人「送車」，很多人喊口號，然後她開始哭，心想，「唔識坐監，點算」。路上，她一直在哭，到了監房，洗澡、換衫，依然在哭，對未來兩年可能會發生的事，她充滿恐懼。吃飯在哭，到睡覺的一刻，她依然沒法停下來，直至睡在下格床的婆婆跟她說，「阿妹，不要哭了，我睡不着呢」，婆婆還剝了一個橙給她吃，她終於破涕為笑。
獄中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我記得岑敖暉講過，越爛嘅牌越要畀心機打」，她說自己既然不能拒絕，就要過得開心充實，這是人生旅程的部份，「那些討厭示威者的人見到我不快樂，會好開心，坐又點？一樣可以過得很好」。這段時間，她讀了很多金庸的書，說是相逢恨晚，追看得投入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正在坐牢。
她努力令自己快樂，令時間過得快一點，但其實，怎會沒有難過的時候，例如那年生日，她被困一周「水飯房」，「天天寫日記，衛生情況很差，會有曱甴，看着牠們爬入來」。雖然盡量跟其他人和睦共處，但有些時候，衝突還是避不開的，「得罪過大家姐，她叫我幫她做一些事，但態度不好，我不做，落了她面」。後果是，她不能坐在某處，而且受了很多冷言冷語，別人說了很刺激她的話，「例如說『唔好以為自己讀書好叻，你連監都唔識坐，呢度唔係X大，喺羅湖喳」」。
這些一切，她也能忍受，因為知道終有一天，她會離開這裏。只有一件事，讓她椎心刺骨，就是男朋友跟她說分手。初時，他經常探監，但差不多每次也是吵架收場，她冷靜的說，本身感情也有問題，入獄與否也許沒太大分別。
她們在一起已三年了，到了2019年，分歧愈來愈大，他想等她畢業後結婚、移民，那時她只想往街上跑，他說不想她那樣「衝」，她卻覺得自己根本不算走得前，只是後勤，後來被判入獄，他亦曾許下「我不會離開你」的承諾。
牆內最痛苦的，不是失去自由，不是被規管着的生活，而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甚麼事，最親的人在想甚麼、做甚麼，也無法掌握。每次探監，坐下來還說不上幾句，她便開始哭，她說那段時間，已流盡了一生的眼淚，「真的好辛苦，希望大家不要跟坐監的人吵架，你們可以在外邊用各種方法散心，但他們沒有」。
哪怕是想死的自由，也沒有。
「聖誕節那天他來探監，談幾句又講移民，我忍不住說坐完監移不了民，他只留了幾分鐘就走」。她覺得，那段時間大家都辛苦，而他探監的次數也愈來愈少。在牆內過了一年，她終於知道真相，甚麼移民啊，都是借口，其實他早已跟另一個女生在一起了。而那個她，竟是自己的好友。
在入獄前，他們早已搭上了，只是她被蒙在鼓裏，她怪他為何不早點讓自己知道，在監內發生這種事，跟謀殺根本無分別。她每天都在哭，茶飯不思，理智上知道分手大概是避免不了，但情緒上依然是接受不了，那半年，就如行屍走肉，活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洞中，她形容，自己的情況已不能再差，直至開始遇見更多同路人，才漸漸走出黑洞。
回看那兩年的日子，P覺得時間其實很短，監房就如一個小社會，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有來香港打黑工的越南女子，還有一位來自大陸的啞姨姨，「因為鄉下窮，兒子生病，她來香港打工洗碗，怎料糧也未出就被拉，要遣返大陸」。
牆內遇到的人和事，她寫信給朋友，朋友叫她多寫，還幫她開了專頁。放學後，她依然繼續寫，希望可以幫助牆外的人了解牆內情況，偶爾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文字變成「煽動」嗎？她笑了一笑，說自己很理性，要留「有用之軀」才能幫助更多人。專頁就如一個「詢問處」，很多候審中的人和家屬問她問題，她覺得自己的能力雖然微小，但作為過來人，她理解那種彷徨，更知道這些實用的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被捕那一年，她大學四年級，還有一年就畢業，卻被「踢出校」。大學要求她出席紀律聆訊，但她已在獄中，希望能押後或派代表出席，但校方一概拒絕，最後她收到一封寫上「This decision is final」的信件，「即是連上訴機會也沒有！」對於一個急着跟學生劃清界線的教育機構來說，一切也只是刻板的程序。
她沒有放棄，放學後立即找到跟學科相關的工作，並計劃重讀學位，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剛出來很多事情不適應，情緒很壞，但同事卻總是逗她笑。她喜歡現在上班的地方，除了因為上司和同事都好，就是容易到達法院，可以上庭聽審，「整個城市都已變得冷清，很陌生」。坐在巴士上，經過夏愨道、龍和道，記憶總是如影隨形，那時候牆上的標語，早已被掩蓋。一切有發生過，又像從沒發生。
今年25歲，她的夢想，是希望自己成長得更快，有能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但也有失落挫敗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很「無能」，「我不是要當救世主，知道一人力量有限，但與其找金主，不如自己做金主」。然後，她又想推翻這個說法，覺得自己入去之前，沒那麼「銅臭」，放學後工作只不過幾個月，就變得現實了。對她來說，一切也是人生選擇，如果三年前，她選擇了走另一條路，也許已完成碩士課程，結婚、考牌、進入大機構工作，「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
臨行前，她說一定要拍一張揹上布袋的相片，「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袋上印着的一句拉丁文，意思是「汝欲和平，必先備戰」。我們距離和平，還有很長、很長的路。
記者 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