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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负责欧盟绿色议程的欧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正式卸任,重返荷兰政坛。他毫不掩饰自己在11月22日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后接替宣布退出政坛的马克·吕特(Mark Rutte)出任首相的意向。

蒂默曼斯的辞职是欧盟委员会的重大损失。在欧盟委员会目前的组成中,他是仅次于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最有地位和分量的人物。

这是因为自2020年以来,欧盟一直将实施 "绿色新政”作为优先事项。正是蒂默曼斯领导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法案的准备工作,并在欧洲机构中大力推动这些法案的通过。他还代表欧盟出席了重要的国际环境论坛。

与此同时,由于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抵制,欧盟的气候政策目前正面临严重困难。因此,谁将接替蒂默曼斯备受关注。

欧委会主席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早在本周二,她就任命欧委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为绿色议程的新负责人。马罗什·谢夫乔维奇曾于2009年担任斯洛伐克的欧盟专员,拥有丰富的欧委会领导经验。谢夫乔维奇以娴熟的谈判技巧而著称,在现任欧盟委员会中,他负责与英国之间复杂的脱欧后进程。

蒂默曼斯将率领由工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联盟参加荷兰的投票。早在七月,这些政党就同意为选举提出一份单一的候选人名单。蒂默曼斯随后提出由自己担任联合名单的领导人,各党领导人欣然同意

。8月,两党成员进行了投票,92%的人支持蒂默曼斯。虽然蒂默曼斯在加入欧委会之前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外交部门工作(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2012年至2014年担任外交部部长),但他在工党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时间也超过了10年。他还拥有竞选经验。据信,他有效地管理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竞选活动。

从某些方面来看,蒂默曼斯在荷兰是一个相当权威的人物。7月底,39%的荷兰受访者表示相信他能领导政府 —— 对于该国高度分散化的政治体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根据最近民意调查的综合数据,工党与绿党和左翼党的联盟有18%的选民支持率,略高于吕特的右翼自由派政党 - ‘自由民主人民党’(17%)。新成立的右翼民粹主义农民公民运动党以16%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该党反对全面的减排措施。就选举议程而言,该党可能是蒂默曼斯联盟的主要竞争对手,蒂默曼斯周二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将是他竞选活动的重点之一。

然而,由最受欢迎的保守派政客之一彼得·奥姆齐格特(Peter Omtzigt)于8月20日宣布成立的‘新社会契约党’可能会对选战产生重大影响。奥姆齐格特曾公开批评吕特政府。他优先考虑荷兰政治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在议会中引入地区代表制和建立宪法法院。奥姆齐格特承诺在10月初之前为新政党制定一份候选人名单。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奥姆齐格特的个人声望,这个尚不存在的政党可能会获得29%的选票,在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

无论如何,这次选举都将是极其令人好奇的,而且从表面上看,它有可能将会导致该国政党制度的重大调整。

#Netherlands #Elections
胡萝卜的转变 ——

10天前,前中情局分析师肯尼斯·波拉克在“外交政策”发文称,“伊朗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他写道:

「伊朗人似乎已经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世界政治的态度。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因为伊朗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但伊朗领导层可能突然意识到胡萝卜在外交政策上更有效。无论你看向哪里,德黑兰都对伙伴关系提出了积极的激励措施,并切实地放弃了强硬策略。现在美国需要弄清楚如何应对伊朗的这种转变。

伊朗外交政策转变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的帮助下,德黑兰得以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而沙特最终将比伊朗受益更多。因此,两国在中断十年后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目前正在讨论就苏丹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以防止该国内战升级。

伊朗还恢复了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德黑兰希望与阿布扎比在航空运输和基础设施方面开展合作。阿联酋甚至决定退出以美国为首的波斯湾海上联盟,加入另一个包括伊朗这个对手在内的联盟。

他们甚至开始与巴林进行非正式会谈,巴林政府至今仍未原谅伊朗借着什叶派占多数在巴林煽动革命的企图。德黑兰还与阿曼达成了投资和商业发展协议,并正在与埃及实现关系正常化。

伊朗人还恢复了与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会谈,以找到解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共同问题的方法。他们还与伊拉克达成了易货协议(石油换天然气),其盟友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伊朗提出了一个没有美国和以色列参与的地区论坛,而且这一进程正在慢慢获得动力,这在10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伊朗外交部长最近完成了对波斯湾四国的访问,赢得了伊朗从未获得过的掌声。」……

以上内容在发布后引起热议,主要因为以该刊物的性质和作者的身份背景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很快会出现的地缘政治动态。

果然。

近日彭博社报道了伊朗与美国关系的升温。这表现在对伊朗石油部门的制裁方面。

据该刊物的消息来源称,除了放松石油制裁外,伊朗还希望获得 “解冻" 在韩国被冻结的60亿美元的石油款。作为回报,伊朗将暂缓其核计划。

美国决定减轻制裁压力,以压低油价。如果伊朗增加供应,全球油价就会下跌,从而抵消欧佩克+和俄罗斯减产后8月份油价的上涨。

保持对石油的控制对美国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 大选在即,能源价格会影响所有价格。通胀是拜登的痛处,如果大选不解决这个问题,他连任的机会就会减少。

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收入下降。尽管俄罗斯减少了出口,但如果另一个国家增加供应,那就没什么用了,价格就不会上涨。

如果看一下与中国贸易往来的统计数据,在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量每天减少了100万桶,而伊朗在7月份对中国的销售量增加了50万至100万桶。

中国也似乎更有意购买伊朗石油。德黑兰比布伦特价格每桶优惠10多美元。俄罗斯乌拉尔油7月份的价格与布伦特油价持平,根据一些报道,甚至高于布伦特油价。

#Iran #China #USA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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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如何引发了革命 ——

【1】

俄罗斯农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份800页的学术文集,2016年出版。文集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也许对观察当下的局势也有重要意义。

比如其中一篇报告介绍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动员情况。

与俄罗斯历来一样,战争主要由村庄承担。村民们为沙皇和战争祈祷,但他们自己并不那么想要奔赴前线

「布古利明斯基区警长柳别涅茨基(F.V.Lyubenetsky)在向萨马拉区区长普罗塔西耶夫(N.V.Protasiev)汇报1914年7月24日布古利马动员期间发生的骚乱时指出,在被动员者中有人喊道:“为什么卫兵不去服役,他们领着大笔津贴,而我们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却要被迫丢下老婆孩子!”」

1914年7月21日,察里津市的局势升级到了极限,20名示威者被打死,24人受伤,而在导致集结点被捣毁的骚乱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反抗者都是女性 —— 被应征士兵的妻子。事件最初是按照“爱国”情节发展的。7月18日傍晚,"乌拉尔-伏尔加”工厂居民区约300名当地居民和下级预备役人员举行了“爱国示威”活动。在市内也有多达5000人参加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应参加者的要求,神职人员举行了祈祷仪式。但在7月21日,几千名妇女在预备役人员的参与下,要求立即向她们的丈夫发放津贴(她们遭到枪杀)”。

此外,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的上层阶级也投票支持爱国主义,支持沙皇,支持战争胜利结束,但是他们自己却千方百计地避免上前线。一如既往的,如你所知,始终是那些压根就不打算上战场的人在为战争摇旗呐喊。

在城市里的有钱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通过行贿进入工厂,然后登记为工人,就可以不上前线了:

「萨马拉省长戈利岑(L.L.Golitsyn)于1917年1月17日在给地方行政长官和区长的命令中强调,有钱人逃避兵役的现象十分普遍,为免于被征兵,他们 “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为国防服务的工厂,或在铁路上做小职员”。」

此外,这些城市有钱人还想出了各种高校作为快速通道的办法,通过贿赂被注册为学生,以避免上前线:

「一些市民试图通过躲进校园来避免应征入伍。例如,1915年9月在萨马拉,俄罗斯帝国音乐协会萨马拉分会的卡克林音乐学校 "招收了许多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继续接受音乐教育,而是为了逃避现役兵役”。从1916年起,工程师奥夫钦尼科夫和萨马拉电报局局长 Y.M.皮奥特洛夫斯基合作在萨马拉干起了教培,他们开设课程,为学员提供免服兵役的特权,共有185名学生参加”。」

伏尔加河中游的穆斯林也不想上前线。既然是俄国人挑起了战争,那就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吧:

「(辛比尔斯克省宪兵局的报告称)穆斯林对征兵非常不满,他们对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感到愤慨,为了摆脱兵役,他们甚至故意用挨饿、耳朵鼓膜穿孔、弄坏眼睛等方式糟蹋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追究责任。」

……

未完
【2】

还有,为什么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崩溃得如此之快?
答案之一就是:农村的过度动员。
47.4%的健壮男性农民被送上了前线。
结果是,没有人力了,根本无人耕种土地。


还有两个因素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 村里几乎没有铁匠了,即那些制作马蹄铁和修理农具的人。

此外,俄罗斯农业部门完全依赖进口农业机械(特别是从德国进口)——从地主农场的播种机和各种收割机到农民的斧头(!)和镰刀(!)。一战开始后,这些进口就停止了。

这本集子里包含了大俄罗斯奔萨省一个典型地区农作物动态的统计数据。所有作物(除了燕麦,因为前线的马需要燕麦)的减产情况一目了然。

这个国家根本无法承受农村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

……

未完
【3】

另一个因素是前线强行征用农民的马匹。在同一文集中,以莫尔多维亚为例:

「在所有劳作牲畜中,马是最重要的。为满足军队的需要而征用马匹,进一步摧毁了农民的主体,破坏了本已薄弱的农民家庭经济。」

战争期间,4到6岁的最好的劳作马匹被有计划地从农户家中抢走。截至1915年6月10日,仅阿尔达托夫斯基、因萨尔斯基和萨兰斯克三个县就征用了3723匹马。随着敌对行动的持续,运输、骑兵和炮兵对马匹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征用马匹的数量也在增加。从1915年6月10日到1916年7月11日,即战争的第二年,又从这些县征用了1725匹马,短短两年就抢走了5448匹马。

总体而言,1917年莫尔多维亚的无马家庭数量为72,134户,占所有可用家庭的35.1%。为满足军队需要而频繁征用牲畜、农作物减产、土壤耕作不足导致荒废,这些因素导致饲料作物减少,对畜牧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牛、猪和羊的数量不断下降。例如,与1912年相比,1917年斯帕斯科耶的奶牛数量减少了8.9%,猪的数量减少了35.3%,羊的数量减少了36.2%。在捷姆尼科夫,奶牛数量减少了8.3%,猪的数量减少了41.8%,羊的数量减少了20.7%。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总体上破坏了整个国家的农业,特别是莫尔多维亚。最好的劳动力被征召入伍,投入战场。村里劳动力严重短缺。军队需要征用马匹,这使莫尔多维亚的农业失去了所有动力。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剥夺了国家的农业工程。金属短缺导致乡村锻造厂停工。因此,农业机械的保有量不断减少。劳动力的短缺、耕作所用的役畜被抢走、机器和改良机具的缺乏,都导致了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战争加剧了农民的毁灭和贫困化进程"。

因此,从1915年初开始,农村人(请记得农民占俄国人口的85%)就只有一个想法 —— 再分配。抢劫地主、修道院,总之就是抢劫领主和城市。就是这样,引发了1917革命的到来

#War #Imperialism #Statism #Russia
Forwarded from Iyouport
如果你能操纵叙事,你就能操纵人们的认知,如果你能操纵人们的认知,你就能操纵整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权势都在控制媒体 —— 从书报到互联网、从游戏到电影。

这里是两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件事,其中包含很多书;

揭露了几乎所有电影公司的惊人内幕,比如,您知道好莱坞 “充满了政府间谍” 吗?为什么《斯诺登》的电影拿不到投资?电影业的最高层中有多少人是政府线人?…

您能看到很多您熟悉的影视作品案例,比如: 24小时、国土安全、海军罪案调查处、变形金刚、动物农场电影版、1984电影版、雷霆万钧、秃鹰三日、壮志凌云、爱国者游戏、碟中谍、卢旺达酒店、阿凡达、超时空接触、钢铁侠、斯诺登电影版 …… 等等还有更多。

📌 《好莱坞究竟是亲中还是亲美》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546
答读者问,关于政治斗争和民主进步 ——

民主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你得先给我们看看你们所称之的民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现实模型,否则我们就不会相信它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新的政治体制和实践可以而且应该是程序化的,即“按照蓝图”进行详细设计和建造,就像盖房子或造飞机那样。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化时刻是设计出来的。社会政治进步始终是被压迫者和无权无势者在某一领域与压迫者和统治阶级成功斗争的产物。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总是在追溯的过程中获得方案的合理性。

【1】「拿到选票参与决策就行了吗?」

20 世纪下半叶,许多城市经历了所谓的 "参与性转向":让市民参与到城市规划进程中来的做法以各种形式出现 ——从最基本的信息和 "公众听证会”。到参与项目开发的复杂的多层次技术。这些参与式规划只有其思想家,但没有实施方案或项目。事实上,城市规划中的所有这些参与性游戏都是官员、规划师和开发商对市民压力的反应

例如,在美国,"最大限度的可行参与"这一决定命运的公式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发明的(后来在约翰逊执政时期得到发展),作为一种战术上的即兴发挥。官员们发现,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也不愿意将本应该用于穷人社会援助的资金用于预期目的,而穷人本身对联邦计划也非常不信任,甚至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了组织后者对前者施加压力的想法,为此修改了关于联邦资助地方计划的法律,增加了一项要求,要地方官员组织目标群体 "最大限度地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 "民主的民主化”群众抗议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参与性实践应运而生

…… 事情通常就是这样:先是在政治斗争中出现了新的实践,然后为其发明一些理由,神话其发展的合理性 - 新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进步”不可能在“民主”党派父子项目办公室的笔尖上实现,而只能在 政治斗争 中实现。如果这场斗争导致权力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重新分配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方案,证明新的民主秩序是合理的

必需提醒的是,城市规划中的 "参与性转向"收效甚微,实际上立即被统治者、规划师和开发商所利用,他们设法重新定义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参与性”,从而抹去了其中的民主色彩。事实证明,在城市层面,精英们比基层民主运动更强大,他们还学会了用象征性的小让步来 收买 基层民主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试图制定参与式民主计划的努力都湮没无闻的原因 —— 没有实际的集体行动,这些计划就会变成无用的涂鸦。

【2】「那么一切都是功利性的了?」

关于城市规划中的 "棘手问题 "与支持民主的功利主义论点。

人们通常会认为,社会问题(不平等腐败、犯罪等)都有“正确的”或至少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最佳政治体制” 的问题的确看起来纯粹是功利性的:哪种体制能更好地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案,那就要这种体制上台。

流行的功利主义民主论点(不论你觉得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也是如此:它有缺陷,但它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因此,为民主辩护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比较相互竞争的制度的表现。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往往不可能有 "正确的"或 "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一思想在政治哲学中随处可见,但奇怪的是,它是由城市规划者以集中的形式提出的。

来自伯克利的规划师、设计理论家和交通系统专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马文·韦伯(Melvin Webber)在他们广为人知的 1973年文章 中提出了 "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这一概念:这类问题不可能有明确的表述(对此类问题的完整表述等同于其解决方案)、不可能有完整的可能解决方案清单,最重要的是,不可能有解决方案“正确性”的客观标准。他们总共给出了此类问题的10个定义特征 - 您可以自己阅读,文章语言简洁,并附有实例。

根据里特尔和韦伯的观点,规划师(以及所有技术官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照搬到了社会现实中。后者充满了这类 "棘手问题",基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工程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韦伯后来写道,这种对社会工程学的信念不仅是城市发展悲剧失败的根源,也是 "第一"世界国家在 "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发展项目失败的根源。

这篇政治哲学文章并非规划者独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城市规划师和各类城市学家的专业团体对其专业的意义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是一场民主派和技术官僚之间的集中斗争。

但是,等下。如果社会问题是如此棘手,那么规划者们到底在声称什么呢?里特尔、韦伯和他们的支持者或许应该离开他们的纸上谈,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那样。他们的主要结论是:“专家也是政治游戏的参与者,试图在他人面前推进其个人的美好愿景。规划是政治的一部分”。规划者不应将自己视为能够完全代表科学提供客观真理的人(在社会领域也几乎不存在客观真理),而是应该将自己视为为了某些利益而进行某些决策的政治斗争的参与者

回到民主的正当性问题上,从这一新的视角,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应该用来代替功利主义的论据。民主作为平等者的集体自治,考虑到了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多元性,防止了那些妄称知道“社会问题正确解决方案”的人篡夺权力。民主使我们不仅能够在理论上,而且能够在实践中面对 "棘手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作为社会生活的政治的真理,任何形式的技术统治都与民主相悖,都不是政治的真理。

#tips #Revolutio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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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读者问,关于政治斗争和民主进步 —— 民主的反对者经常使用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你得先给我们看看你们所称之的民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现实模型,否则我们就不会相信它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新的政治体制和实践可以而且应该是程序化的,即“按照蓝图”进行详细设计和建造,就像盖房子或造飞机那样。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化时刻是设计出来的。社会政治进步始终是被压迫者和无权无势者在某一领域与压迫者和统治阶级成功斗争的产物。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总是在追溯的过程中获得方案的合理性。 【1】「拿到选票参与决策就行了吗?」…
转评论 ——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俄在政变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1991年的八月政变在新俄罗斯的建国神话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正是苏共保存苏联及其政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但最终却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这通常被认为是政变的主要和唯一结果。

然而,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结果。作为胜利者的叶利钦本可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他的团队本可以提出新的政治体制来取代垂死的苏联体制。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显然,叶利钦并不需要苏联,所以他在苏联自我解体的最后阶段尽可能地消极。但叶利钦也没有为苏俄/俄罗斯联邦制定任何政治变革计划。不过他有一个巩固总统权力的策略。1991年秋天,叶利钦在其合法性达到顶峰时,倾尽全力说服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他紧急权力,以实施经济改革。他成功了。与此同时,一个宪法委员会正在某处开展工作,而叶利钦对此完全漠不关心。

事后,叶利钦和盖达尔多次解释说:他们要解决的是国家经济生存的首要任务—— 必须给人民面包,而不是宪法。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尤其是对于那些还记得空空如也的货架和排队买白菜的人来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叶利钦对新俄罗斯的民主结构有任何计划(传闻称是其他紧迫任务阻碍了他实现这一计划)。

更糟糕的是,自由民主社会中几乎无人关心缺乏这样一个计划的问题。盖达尔只是简单地用一个假想的公式堵住了这个漏洞,即建立一个所有者阶级,然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像西方那样建立起良好的资产阶级制度。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叶利钦视为他们反对中央政治局的敲门砖,他们真诚地相信,一旦叶利钦逍遥法外,他们就可以 "随时把他扔下去"(这些前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1993年在接受沙赫纳扎罗夫采访时的原话)。

变后,公共政治的改革全盛时期实际上就结束了。不再有影响议程的群众集会,昨天还是叶利钦主要伙伴的 "民主俄罗斯"活动家对叶利钦已经不再重要 —— 现在唯一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帮他巩固权力所需的苏联将军和官僚

我认为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需要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民主俄罗斯”的计划。苏联废墟上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获胜者都是务实的战术家,他们为了夺取和保住权力,巧妙地转移了任何战略问题。后来的宪法和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直到今天的各种变异,都是这些战术性举措的产物。总统独裁发生于1993年、1996年和2000年代,但它是在那场政变后拒绝政治变革的时刻孕育出来的。

对任何政治转型都是如此,你必然会遇到那种反对派政客,他们希望保留现有的政治制度,只做最微小的表面文章。他们所做的就是拼命说服你,让你相信这就是“政改”。对于目前的状况来说,他们一定会以需要解决 “最紧迫的经济问题” 为理由,让你忘了其他所有更关键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需要更多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选举新总统甚至新议会都可能并不是民主变革,甚至连改革都不是;同时,未来新政治体制的轮廓也正是在与他们的不断斗争(包括选战)中形成的。


#tips #Revolution #Politics
俄罗斯社会学对中国国家公民的社会活动的观察 -

中国没有政治活动。但中国有三种活跃的自组织形式:大学校友会、公共组织(通常是改善城市空间或特定住宅区的组织),以及专业组织(但与其说是工会,不如说是专业协会 - 律师、医生、科学家等)。

校友会被认为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如果说中国早期的同乡会(社会学家称之为部落组织)是相互支持的话,那么现在它们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而社会地位的提升被认为取决于在某所大学建立的联系。

在中国,宗教自发组织也在继续减少(对于一个在官方层面无神论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
(数据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城市世界:现代化及其影响》,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3 年)

#China
转帖 ——

他们先是告诉你,你最想要的东西非常有限和稀罕,要想获得它,你就必须遵循某种态度和行为。

但是,他们往往不会明确指出所谓的 “正当态度和行为” 究竟是什么,而是向表现出让他们满意的行为的人展示奖赏。

有些时候心理捷径是有益的,可以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生活的复杂。但是,以稀缺为工具的恐吓却具有严重的操纵性。

而且,这个作用是双向促进的。当有人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东西~~ 比如特殊权限、食物、水,等等,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 “特殊”,“独特”,“崇高”,并将这些人置于捍卫暴政的位置上。他们害怕失去这份特权。

害怕失去是一种依恋。依恋导致懦弱和奴性。

一个例子是南非政府,他们夺走了人们生命所必需的东西,并使它 “稀缺” 且仅供支持政府的人可用 —— 这是一种恶意的但非常有效的操纵策略。

更糟糕的是,稀缺性创造了使稀缺性永存的心态。穷人保持贫穷,孤独者保持孤独,忙碌者保持忙碌 ……

如果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很惨淡,那么另一种观点就出现了: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无能和愚蠢,不会赚钱还活着干什么;孤独者之所以孤独,因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长这么丑死有余辜;忙碌的人之所以忙碌是因为他们智商太低不会管理时间,笨鸟你就多飞会儿吧 ……

用这种替代的观点,稀缺就变成了深层的个人问题的结果,被认为很难改变。而相反,稀缺性心态是因果关系的结果,更容易接受补救措施。

稀缺性本身就是环境条件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特质,这种条件通常可以加以管理从而改变它。但为什么人们却忘记了如何去改变?

因为正是稀缺性削弱了人的勇气,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因为通常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可以选择稀缺的东西。所以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被吸附在那个窗口上。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不论智商如何,当看到眼前的供应开始减少时,人们就必定会感到特别有必要采取行动。经历过疫情抢购的人们应该很容易理解这点。经历过战争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关于当你看到值得讽刺的和难以理解的个人行为时,试着想想系统逻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而不仅仅是“愚蠢的人类”。

在社交媒体网红经济中有着相同的逻辑,在这里的,“稀缺性”被设置为“关爱”和“倾听”。被关爱和被倾听本应是作为人的尊严的一部分,但在这里,你的样貌谈吐需要首先符合算法的偏好、甚至迎合这些偏好,才能获得能见度。

#Inequality
研究人员周三称,私密通讯应用 Signal 的假版本已进入 Google Play,并且似乎与中国间谍活动有关。

并且不只有Google Play,黑客们还在三星 Galaxy Store 上发布了一个版本。

假的 Signal 被称为 ‘Signal Plus Messenger’,其功能与合法版本相同,其主要目的是监视真实应用程序的通信。

Signal 的标准版本允许用户将移动应用程序链接到桌面或苹果iPad,而恶意的 Signal Plus Messenger 就利用该功能将消息传递至攻击者的账户。研究人员表示,攻击发生在“用户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也没有接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

虽然这些攻击表明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找到了绕过全球两家最大科技公司安全检查的方法,但同时也标志着前所未有的窥探 Signal 通信的尝试。视频演示: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CHGwdYEzVI

#E2EE #security
转评论 —— 回复:https://publielectoral.lat/iyouport/10213

战争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理所当然地将对侵略国及其代表的制裁引入政治循环。所有人都可以讨论制裁的规模和配置,以及对个别人实施制裁的权宜之计,但几乎没有人可以认真地争辩说 “在当前形势下没有必要实施制裁”。我认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制裁本身,而在于围绕制裁所发生的一切。

我想做个比喻,把这种情况比作对碳排放的限制和由此产生的配额交易市场。原则上的限制当然绝对是有益的,但是,这种限制性计划的实施却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投机市场的形成,几十个黑庄家在这个市场上热火朝天。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反俄制裁正是如此。围绕制裁只是形成了"黑市"和 "灰色进口",无数政治掮客从中获利,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自己的资本。

愿意把自己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黄金标准的人多到数不清。最终,当被制裁者和制裁者之间的道德界限逐渐消失时,这将导致国际制裁这一理念的贬值和制度本身的腐烂。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智慧的痛苦”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谁是法官?」,流行了一个半世纪。现在这句话放在这里依然至关重要 —— “法官”就是,必须是,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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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heck 是一款用于分析任何网站的多功能开源情报工具。它可以发现潜在的攻击媒介、分析服务器架构、审查安全配置并找出网站使用的技术。

🧬 https://web-check.as9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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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以及对该帖的两部分回复。希望能由此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鉴于近日一位网络名人的死亡引起的关于厌食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题) ——

人们对焦虑抑郁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这样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财富甚至可以逃避工作,但却没有足够的尊重或期望来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最典型的,珀西雪莱、拜伦勋爵、索伦克尔凯郭尔,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指出,克尔凯郭尔是资产阶级异化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创造了存在主义哲学 —— 我们必须通过意志力和信仰的飞跃来为自己创造意义。列斐伏尔认为,存在主义的焦虑总是某种异化的结果。当马克思将异化表述为 “我们与自己、彼此、劳动产品和自然分离时所经历的心理痛苦” 时,他所思考的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方式,但列斐伏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我们依赖他人生存的事实时,我们就被异化了 —— 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点

承认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责任分配的不公正(根据阶级、性别、种族等进行的分配),而摆脱这种异化,则需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摒弃资产阶级道德中不可或缺的为个人自我服务的做法。这可能是非常难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支持 平等互爱,认识到/理解到这种异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与他人分离时,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感到如此孤立和渺小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依靠精神信仰来给“自己”构建任何立足点,但又无法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信心,因此只能通过焦虑来与 宗教 建立联系。无神论者会对 荷兰郁金香 类似的东西 着迷。说真的,每位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他写过《焦虑的概念》、《恐惧与颤栗》。不过,他如果不那么自我迷恋,如果能承认主体间性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责任,而不是担心自己的所谓的独立道德(其实只是傲慢),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算是存在主义典范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她认识到了即使是强者也需要认同和联系。她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使是暴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人们看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力以及权力中隐含的威胁,而不是他们的整个人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暴力反抗暴政,因为个人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即使它是自我毁灭,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人站在平等的一边。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从经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喜欢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来表述:当一种欲望的满足蒙蔽了我们的其他需求,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其他形式的快乐时,这种欲望的满足就会过度。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回复 1 ——

我想谈谈治疗、自我疗愈/克服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我认为朱迪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框架。虽然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但是我更喜欢《自我陈述》一书。

书中写道: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之前所有经历的产物,尤其是与其他人相关的经历。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确实破坏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解构了攻击自己和攻击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内部和外部生活是如此相互关联,那么攻击自己会使我们孤立,这难道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吗?认识到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有利于增进亲密关系,尽管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人的一部分,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内心的一切更有同情心。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憎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促进。

抑郁和焦虑都来自于某种憎恨,通过自虐/攻击自己“合理化”孤立和异化,进食障碍只是所有形式中的一种。

我喜欢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无意识的角度来思考自己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思想是由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错的部分组成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是,我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协商并找到平衡,而不是通过让某些部分走向极端来进行“实验”从而做出改变。

我喜欢雅克·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对此的论述,要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就要求我们成为自己的朋友,这使得友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削弱了任何潜在的自恋,因为通过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爱,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爱他人(以及我们自己)。

但这并没有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 —— 缺失的方面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感受是这一进程中非常真实的那部分,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就必须对这些感受采取行动,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仍在思考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这是大多数人都会失败的最后一关,但我们都可以尝试。

回复 2 ——

我也希望能从疗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始终强调,以角色标签如新移民、自媒体从业人员、独身者、甚至川粉等等的角度尝试评说这场死亡事件的方法,都在削弱此事当有的社会性意义。

其意义应该在于(再一次)提醒所有人,关于疗愈方法的选择如何至关重要。

传统的方法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将被心理困境所折磨的人视为病患。于是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向对病理、病状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却受困于与“病患”的连接性不足。从共情层面就很容易失败。

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建立于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如原帖所言之,异化是症结;于是疗愈需要反其道而行,抚平等级,重新创造连接。

我建议换一种方法。尝试退一步,以避免他者化为战略。也就是说不首先将这些心理问题定义为疾病,而是将他们视为对现实压力/现实问题的“反应” —— 视为当事人所寻求的 “解决方案” 的一种。

当然,结果已经证明这是 “最糟糕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不去辩论它有多糟糕,而是退回到营造它的层面上 —— 是什么样的压力状态/变故/影响,导致 “需要” 去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医学角度上让人感觉陌生,那我用政治环境来做个比喻。

奥匈帝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著名的《大转型》中,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美好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肆虐。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全世界的社会都在疯狂地试图克服失业率飙升和货币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波兰尼把这描述为一场 "双重运动" —— 推动社会再平衡和均衡,摆脱高度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这就是动因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上,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罗斯福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对 “解决方案” 的尝试,是对这同一困境的不同回应。在此它们具有同等的属性。(注:相关解释推荐“白纸”第8集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8-c12

而当前,全球正在面对一个新的 "波兰尼时刻" :全球化的危机 导致了各种保护主义情绪的兴起。伴随着大流行病而来的对流动性的日益限制和对供应链的担忧,只会加速2010年代开始的政治调整。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 的经济停滞已经严重削弱了 自由市场 方案的可信度。美国和中国 之间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运动现在都在对 新自由主义共识 的一些方面提出质疑。

在所有这些领域,人们都呼吁保护自己免受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带来的 系统性风险。现在,“保护” 被广泛引用 -—— 不仅仅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从 大流行病政策 和关于如何适应 气候变化 的讨论到关于产业政策和福利规定的必要性的辩论的方方面面。

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到了“需求解决方案” 的时刻。2020年代初我们面对的困境看起来与波兰尼一个世纪前所研究的困境相似  —— 政治风险也同样高。

而我们要想避免再一次落入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就需要更高明的策略。

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手段来约束资本主义,民粹主义的保守派思维在不满的工人中就无疑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专制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有可能。换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升让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多导向民主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专注于论述和宣传为什么专制手段是错误的。后者的效率相比下更低,源于它忽略了选取任何一种“解决方案”的结果都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和享用,通过立场的对立分裂人们的结果只是更加速推动了极端化的选择。就如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疾病那样,通过从根本上分裂了医与患,令施助者(医生)从 “承担决策带来的最大风险” 的位置上脱离出去,置身事外了,从而只是加深了异化。

再比如戒断互助组。组织者经常错误的认为亲和力、凝聚力、心理互助/心理按摩,可能更有效,于是他们倾向于安排参与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理挑战,互相鼓励,“加油”。然后就是,其他人要么出于礼貌鼓掌,要么早就走神了。因为什么?因为组织方将难以戒断视为“病态”,从一开始就将参与者他者化了,从根本上把参与者隔离出去了。事实上对每一种对成瘾物品的依赖,都是有原因的,由某种环境压力促成。戒断者必需能找到依赖的原因,拔除它,才能实现戒断成功。而互助组的最佳“疗效”应该来源于参与者彼此打开内心的那一瞬间的“连接”,即德里达所描述的,「认识到自身中的 “他人”,从而认识到自身内部的错位」。
不久前看到的 消息,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支持率达到 22%,创下该党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其解说是很好的参照:选民并不支持选择党的纲领,他们支持的是该党作为一个“抗议党”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示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选择党为德国提出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赞同选择党对政府提出的批评。这与全球性问题有关。首先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其次是 能源问题....

这就能很好地强调了改革者的精力应该投入到如何更好地解决当前问题的工作上,而不是去论述为什么“选民是错的”。

网红经济时代 将是焦虑忧郁谱系心理问题的爆发期。那些尚且健在的人们并不一定就能轻松愉快,也没有能置身事外。我希望这场死亡事件能通过提醒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重新连接大家,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厌食症 #抑郁症 #Mentalhealth #wellbeing #Philosophy
ChatGPT 浏览器扩展精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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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议会夏季休会期的结束,一个新的政治季节开始了,这对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来说可能会变得异常艰难。

英国将在明年年底前再次举行大选,苏纳克的内阁已经没有时间至少努力缩小执政党与工党在支持率上的巨大差距。目前的民调显示,42-47%的选民准备在大选中支持工党,只有 27-28%的选民准备支持保守党。

这并不是说苏纳克在领导政府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与欧盟达成了协议,放宽了北爱尔兰的贸易制度,并在脱欧后总体上使英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新扮演了更加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角色。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英国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年初的11%大幅降至7月的6.8%。但是,英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几乎为零,在减少所谓的非法移民数量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民健康系统也没有摆脱危机,等待住院的人依然排着长龙队。

现有的成就也并没有得到所有居民的关注。根据为《政治家》杂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认为苏纳克在担任首相期间取得的成就 "非常小",甚至没有任何成就。同一民调显示,只有42%的居民认为首相 "讨人喜欢",46%的人不这么认为。可以推测,一些英国人对苏纳克及其家族的个人财富感到厌恶。

相当一部分保守党议员和党内活动家希望首相 "重新设定” 施政方针。他们希望看到苏纳克公开表现出更果断、更具进击性的领导风格。一些人认为需要对政府的组成进行重大改革。上周与更换国防部长有关的内阁改组幅度很小,这被认为是首相过于谨慎的证据。

总体而言,苏纳克在国内已获得了务实的技术官僚形象。他能否树立起领袖斗士的形象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他在秋季将有几次机会。首先,苏纳克将于10月在执政党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可以在讲话中向公众提出一些高见。11月初,预计政府将进行重大改组,年轻面孔将获得部长职位。最后,同月将发表王室讲话,制定政府任期剩余时间的立法计划。

与此同时,已经嗅到权力气息的工党也渴望在选民心目中树立起可信赖和值得信赖的形象。2020年,继左派杰里米科尔宾之后接手工党的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一直在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使工党重新回到托尼布莱尔时期的“政治中心”。本周一,斯塔默对其影子内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这些改组的主要特点是,一些曾在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领导的工党政府中任职或担任顾问的人士进入了内阁。斯塔姆显然既考虑到了这些人的温和中间派政策立场,也考虑到了他们的管理经验。值得回顾的是,斯塔默本人曾在2008年至2013年间担任皇家检察署署长。

另一方面,党内一些 "软左翼”代表被降级或从影子内阁中除名。唯一一位不仅保住了职位,而且还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左翼人物是该党副领袖安吉拉·雷纳。她已成为影子副首相兼地区发展部长。雷纳在党内基层很受欢迎,与工会也有良好的联系。总的来说,斯塔默现在拥有一个团结且经验丰富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不允许公开表示异议或对领袖立场产生怀疑。

#UK